从历史发展脉络来分析，满清王朝没有任何通过改革续命的可能性，而只能被革命踢进历史垃圾堆。

但是，在当代中国，有那么一些对清末新政抱有幻想的所谓历史研究者，不厌其烦地论证清末可以通过改良逐渐让国家强大，人民安居乐业。甚至那些披着儒家人皮的所谓清朝精神遗老甩着丑陋的精神辫子，不断攻击辛亥革命，诋毁新文化运动，为大清国令人作呕的伦理道德招魂呐喊。

为什么我说满清的灭亡是当时历史的必然，而且没有任何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呢？先不要急着批驳说你这是后世诸葛亮。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满清的灭亡触犯了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两个双重的因素。我们说，一个朝代的灭亡，会有偶然性与必然性，如果可以巧妙地避开偶然性，或许可以续命很久，如果改头换面认识到了必然性，而主动向善，那真是历史巨大进步。可惜愚蠢的爱新觉罗氏政权巧妙地让自己具备了自取灭亡的双重因素。

政治白痴载沣的小聪明：

立宪揽权，排斥汉人

世界大潮风起云涌，各列强都通过革命和改革称雄，但满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载沣和他的兄弟们并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有为自己续命和让社会进步的智商。时代已经发展到国家要被“瓜分豆剖”的地步，满洲贵族还在酝酿着如何从汉族官僚手中夺权的臆想。并通过类似过家家一般的“假立宪”来让自己回光返照。

时间回到1906年，满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1908年8月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14条。《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

宪法，本来是要约束君主的权力的，然而大清国奇葩的所谓宪法相反，则是给爱新觉罗氏屁股下的龙椅加了一道保险杠。如此无厘头的欺骗，当然不会赢得立宪派的支持。

1910年9月，各省代表在资政院会议上提出要求颁布具有立宪精神的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比较着急，要求明年就召开国会，并认为军机大臣责任不明，要求设立责任内阁。

1911年5月8日，清廷裁撤旧内阁和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在新发布的内阁官制章程中，对新内阁的组织结构和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包括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一至二人，各部大臣共十人（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和理藩院十部）。应该说，这种构架和当年袁世凯力争的责任内阁基本相似，在推进中国专制政治结构的转型还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但是，载沣任用满族亲贵的小聪明也在这次内阁名单上彻底暴露。当时的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举国都为之哗然。立宪派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速开国会，一个是责任内阁，但速开国会的要求被打了折扣，而皇族内阁就更是让那些立宪派至为的失望。

在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清廷的智商归零了，这等于是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这等于是在给革命党人加分助力的愚蠢之举。虽然这些皇族阁员大都是响当当的政治改革派，并非全是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但是，与畸形的内阁人事搭配相比，阁员们身上的优点已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

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他们死也不会放权，其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于英-国宪制的惯例，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满清王朝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反华排汉的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

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反感同样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实力派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匆匆来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

梁启超在第三次请愿之前，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对于“皇族内阁”的出台，梁启超更是愤懑至极，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纵观历史，成功的改革都是统治阶层顺应时代变化而实行的主动变革，最高统治者对此予以坚决支持，并通过各种措施迫使既得利益者接受妥协，“商鞅变法”与“明治维新”等皆属此列。反观“清末新政”，压根不是清廷主动变革以顺应世界潮流，而是为苟延残喘被迫采取的举措。最高统治者对此并不坚定，既得利益集团又丝毫不愿妥协，还妄想通过改革进一步攫取利益，这就注定立宪派最终会与清廷分道扬镳。

满清朝扭曲的政治癌症：

族群隔离与排汉传统

脑C无药可医，排汉专权原来是历史遗传。可以说，满清朝对汉族的芥蒂，是其整个二百多年持续的恶政。满族入关以后，为保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一直推行“首崇满洲”和贬抑汉族的政策。满族在政治、经济、民事、司法各方面均享有各种特权，而包括汉族在内的各被统治民族则处于受歧视的不平等地位。由于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不平等所导致的矛盾日趋尖锐。清朝的民族政策推行到了晚期，遇到了其200多年来所未有之局面。原来推行的“八旗制度”和“首崇满洲”的原则开始遭遇一系列的挑战，“满贵汉贱”的现象也随着清末满汉势力的此消彼长而改变。同时革命党人的“排满”舆论也使清政府寝食难安。

满族初兴，合族人为黄、镶黄、红、镶红、蓝、镶蓝、白、镶白八旗。所有八旗人丁实行兵农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两事，未尝偏废。入关之后，八旗人丁则不事生产，专职为兵。以后清政府一再强调八旗为国家根本，并给予旗人优厚的待遇。经济上，不交产，优养旗人，坐食粮饷；法律上，不同刑，旗民差别对待。此外，旗民（民，又叫“民人”，指不在旗的汉人）不通婚，严禁旗女嫁民人。总之，官方严格控制着旗民界限。甚至在许多城市建立满城，作为满族寄生体系之堡垒，进行赤裸裸的民族隔离。

满族入关后,在中央机构中实行满汉复职制,名义上满族、汉族各占一半,人数对等,实际上，实权掌握在满人手里。在地方政权中,总督、巡抚、将军等封疆大吏,虽无满汉员额的具体规定，但在清朝前期与中期，汉族士人要想取得与满洲贵族同等的权力，也是十分困难的，满汉官僚之间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清廷历来注重提高地方督抚中满员的比例，出任总督的旗员(包括满旗、蒙旗和汉军)比例尤高。

“自顺治元年(1644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全国除陕西、山西、甘肃外,累计各省总督为185人次,其中满人32次,汉军旗人 128次,汉人仅25次;巡抚共515人次,其中满人36次,汉军旗人260次,八旗蒙古4人次,汉人215次。八旗满洲、汉军旗人、蒙古统称旗人,他们牢固掌握了各省地方政权。”

鸦片战争战败后，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加之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使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满清政府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不得不联合和依靠汉族官僚一起维护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镇压1851 年爆发的天平天国运动是晚清联合和依靠汉族力量的开始。

随着太平天国日益走向失败，形势逐渐稳定下来，清政府愈加害怕汉人羽毛渐丰,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故其防范和压制汉人之心变本加厉,汉族势力和满洲贵族之间矛盾也更加突出来。满清政府加紧抑制汉族势力的膨胀，努力采取包括重建绿营军、加强满洲贵族在地方的权力等措施恢复满族的统治地位。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在清政府满洲贵族的反攻下,不得不采取了“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战略，放弃兵权，裁减湘军。从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的两年内，如果不算已经别树一帜的李鸿章的淮军，50多万湘军裁减到不过10万人。

满清贵族对汉人的防备和芥蒂，从洋务运动一直到其灭亡从未停止过。夺权行动在清末新政中呈现白热化。尤其是在载沣自封为摄政王，并把海陆军政大权全部转移给自家兄弟，让朝中本来支持新政的立宪派失去了对满清朝的最后耐心。排斥袁世凯、掌握兵权的载沣以监国摄政王身份自封大元帅统领全国军队；派自己的兄弟载涛训练禁卫军，组建皇家军队；派另一兄弟载洵筹办海军；设立军谘部后，任用载涛为相当参谋总长的军谘大臣，总揽一切军务。载沣集中军权于皇族的同时，也将朝廷大权集中于满族亲贵手中。他专用权贵，“至十部大臣，惟司法、学部属汉人，以母弟载涛、载洵典水陆军。

其实，早在新政之前，形势的日益严峻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考虑调整满汉关系，化解满汉矛盾。在汉族官僚压力下，平满汉畛域措施的陆续出台，使满族亲贵顾虑重重。他们从极端狭隘的既得利益出发，害怕君权削弱，害怕满洲贵族特权丧失，更害怕政体变革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在化解满汉畛域问题上，清政府只是愿意逐步取消普通旗人的特权，对于皇权以及满族亲贵垄断的核心权力，清政府决不会主动放弃。在掌权的满族亲贵看来，任何程度的权力调整，只要涉及自身利益的损失，都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种阴暗心理的作用下，排满革命的风潮越盛行，化解满汉畛域的舆论越强烈，满族亲贵自身丧失特权的危机意识越浓厚，对他们死命保住权力的反面刺激就越大。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以监国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洲少壮亲贵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加紧集权步伐。“载沣只感觉皇室和满人地位的危险，深恐大权旁落，满人将受汉人的牵制，无以自存，希望一纸宪法，可以遮蔽汉人的耳目，保住皇族的大权。他以这种精神来筹备宪政，所以对于宪政的热心，还远不如谋皇族集权的热心”。

这种近似白痴一般的政治阴谋，并不能挽救一个垂死的王朝，当爱新觉罗氏最后的救命稻草，爱新觉罗良弼被革命军彭家珍炸死，大清王朝的这个畸形的政权终于从地球上被抹去。

认清满清部族政权的卑劣本质，停止幻想

虽然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不妨讨论，假设没有“辛亥革命”，清末新政能使中国拥有另一种可能吗？

答案是否定的。

自满洲入关以来，尖锐的民族矛盾一直是大问题，从天地会、白莲教、天理教到太平天国，都是汉人密谋推翻清王朝的组织。所以即使是在清末为挽救局势无奈起用大批汉族官吏，但清廷丝毫没有放松对他们的防范。

如果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只需要打倒同族的幕府将军政权，继而全国一心再造大和，以实现自强，那么满清朝则需要打倒异族的满洲统治者，还政于民来实现共和。

我们不难发现，有大量汉人参与的各省咨议局、议会只是虚有其表的“橡皮图章”，并不能与嗜权如命的满清统治者分享政权。所以就算没有辛亥革命，满清政府这个狭隘的部族政权也会迟早在下一个民族革命的浪潮中死去。

但是令人可惜的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在满清夷狄政权的糟蹋之下体无完肤，举国奴才。日本国因为没有民族革命之一环，直接通过大政奉还实现了尊王攘夷，国家强大；而堂堂之中华被难于夷狄政权，迟迟不能光华复旦，以至于屡遭欺凌，民生凋敝。

然而，更可悲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人幻想那个罪恶的王朝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幻想它可以主动改良，并歇斯底里地仇视革命。

奴隶做久了，习惯成自然，脑后的奴隶标志别革命党剪掉了，心里的辫子却更粗了！

特别声明：汉唐宋明虽为汉族王朝，不等于今日汉族；同理，满清朝虽为满族王朝，亦不等于今日满族。批判历史王朝，不等于批判今日某个民族，乃是为了明察史事，通古鉴后，望读者慎加忖度。有不明事理的极端人等此前寻衅，说批判清朝就等于批判今日满族，所以反对批判此王朝。那国人批判明朝之文，俯拾即是，莫非都是在批判今日汉族？故做此注，以免持双重标准的寻衅者再把其脑后的辫子甩来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