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先生”并没有随同红25军长征，但在红25军的长征英名录之中，却有他光辉的名字。一个不可缺少的英雄人物，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篇章！

同其他各路红军一样，红25军的长征也是极其艰苦的。这支队伍从1934年11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转战，历尽了艰难曲折，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这期间，在一个又一个的关键时刻，“石先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石先生”何许人也？他就是党的地下交通员石健民。

石健民是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过黄（安）麻（城）农民暴动。1928年，鄂东特委与上级党失掉联系，在紧迫的形势下他成为党的地下交通员。他多次乔装打扮，购买枪支、传达中央指示。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他担任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又灵活又机智。他为工作经常来往于上海和鄂豫皖苏区之间，时而乘火车，时而坐轮船、坐汽车，时而骑小毛驴。经他转送的党的文件、书信、刊物，都能按时到达。有时敌情严重，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就事先将绝密文件逐字逐句地背诵，一字不差地记在脑子里。这样，即使情况紧急时文件烧毁，只要人活着，见到上级，仍然可以将文件的内容完整地背出来。

石健民是党中央联结红25军的纽带。

1935年7月13日，活跃在陕西商洛山中的红25军，出敌不意，闯出商洛山，横扫了兰田县的焦岱、长安县的引驾回两地的民团，紧逼省城西安。这一天，恰是这两地的集日，来来往往的群众奔走相告：“红军出山了！红军出山了！”这一出奇制胜的作战行动，引起敌人很大的震动。从河北过来的东北军51军，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堵截似有“北上动向”的中央红军，也被迫停止行动。在些资本家，则吓得准备逃往外地。一时城门戒严，人心惶惶。

到7月15日，红25军出山三天了。三天里，发动群众镇压反动豪绅，开仓济贫，动员青年参加红军，这一切扩大了红军的声威。然而，当时的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25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却是紧皱双眉，心神不安。他考虑的是红25军下一步的行动，矛头应指向哪里，新的战略选择如何做出？这是牵涉到全局的一个大问题。

红25军自从离开鄂豫皖苏区之后，就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对于全国的斗争形态不很了解，有时只能从几张零散的报纸上，得到一些消息动态。党中央在长征途中举行了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的领导位置上来，这些情况，他们也一点不知道。这时候，吴焕先等红25军的领导人虽然听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北部地区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但又不知道消息是否准确。正在关键时刻，不速之客出现了！

在河岸边的大道上，一个近似朝山香客，又像江湖郎中的陌生人，戴着墨镜，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的白绸大褂、一条银灰色的裤子，脚上套一双黑布鞋，一个黄布卷成的小包袱斜挎在肩膀上，骑着一头毛驴快步走来。一个老汉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跟在后边。只听得老汉嘟嘟囔囔地说：

“这么大热的天，也不歇会儿。你这先生，就知道赶路，也不心疼我的牲口。”

被称为“先生”的人笑着说：“呵呵，前面就是香积寺了，早点赶到也好，不会耽搁你的回程。”“到庙里，我烧上一炷香，为你的牲口祝福平安！”

老汉听了，笑了笑说：“我看你也不像个朝山拜佛的样子。嘿嘿，你当我看不出来……”

“先生”猛地一怔，说：“你不见我的包袱里面，包得有香蜡黄裱？”

“别再哄人罗，瞧你穿的新鞋，就不是个朝山的人，走不得长路。”

“先生”看了看脚上的鞋说：“我原来的鞋前几天磨出了两个大窟窿。今早出西安城时，跑遍了南院门和西大街，好几家鞋店都没有开张，害怕红军攻城，后来在西门外碰到个摆纸烟的老婆婆，才买下了这双鞋。”他好像讲故事似地，自编自说，神色自若。

老汉猛不防又冒出一句话：“你可别是个红军的探子，给我老汉背上个黑锅，没法子说呢。”

“先生”笑了笑，向老汉“解释”说，自己是个南北闯荡的外乡人，行医到了此地，凡有名胜古迹的地方，都想看一看。

一会儿，到了香积寺，“先生”给老汉付了脚钱，拱手道谢告别。

然而，这个神秘的“先生”，并没进香积寺烧香。待老汉牵着毛驴离去后，他立即过了河，朝子午镇方向走去。最近几天，子午镇附近的不少村子，都住满了红军。“先生”径直找到红25军军部驻地。

“政委，你看是谁来了？”军政治部的程忠寿、刘华清两位同志，领着“先生”走进吴焕先的屋里。

吴焕先抬头一看，惊喜地喊道：“石健民，石健民！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你来得真及时啊！看你这一身打扮，是那门子的‘先生’啊？快坐下，坐下。”

石健民一落坐，首先脱掉那双不大合脚的鞋子。“我带来的东西，就缝在鞋子里面。”他眨眨眼，诡秘地笑着说。

他带来了两份中央文件，和他自己了解到的敌军正在向川、陕、甘边调动集结等情况，明确地告诉吴焕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并有继续北上的动向。

吴焕先十分振奋，连夜在长安县丰峪口主持召开了鄂豫陕省委紧急会议。

会议根据石健民带来的确切消息，决定红25军立即西征北上，到陕北同红26军会合，集中成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创建西北新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同时确认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是红25军最为紧迫的战斗任务！这一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当时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意图。

两天以后，在一座古庙里，吴焕先在一盏油灯的微弱的灯光下，向党中央写了书面报告。他把这份报告和鄂豫陕省委关于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几份决议案，一起交给石健民，呈报中央，请中央审查。

石健民又要出发了。他含着泪花，激动地同吴焕先告别说：“你放心，只要我姓石的活着，就一定把你们的情况，准时报给中央！”

石健民在红25军手枪团的护送下，匆匆离去。

当年9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10月，在陕北同中央红军汇合。

抗日战争时期，石健民在新四军工作。1939年，在护送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妻子和儿子去安徽庐江县的途中，他不幸被敌人逮捕。不久，在立煌（今金寨）县英勇就义，时年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