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4月8日，

周恩来

在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途中，于昆明小憩并接见了

张若名

及其丈夫

杨堃

（

kūn

）。

当时

周恩来

非常激动，他对

张若名

感慨道：“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

小超

向

若名姐

问好。”

张若名

是

周恩来

学生时期的战友，他们同为天津五四运动的先驱，还一起在法国留过学。

那么，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严格的故事呢？

张若名

和

邓颖超

又是什么关系？

一、进步女青年

在中国现代史上，不乏有一些杰出的“巾帼英雄”，她们因为特殊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将自己的人生价值上升到了文化层面。

例如

宋庆龄

、

秋瑾

、

张若名

、

关露

、

丁玲

等。

在这份名单中，前两位闻名于政坛，后两位是知名作家，而夹在中间的一位却很少被人提及，似乎有些定位不明、形象模糊。

其实这个情况和她的人生经历有着一定的关系。

张若名

，河北保定人，生于1902年。

她的爷爷是当地富豪，父亲

张绍文

曾任高官，如果单以家庭背景来看的话，张若名绝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娇娇女。

但事实上她的童年却过得并不算幸福。

因为在那个封建年代，

张绍文

始终抱有“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的思想，所以从

张若名

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她们一双母女就相附“失宠”了。

而等到

张若名

开始读初小（大约6岁或者7岁），她的父亲又娶了一房姨太太，她和母亲的家庭地位则是应声下降，沦落到受冷漠以及歧视的地步。

对于这样的情况，

张若名

的母亲

张伯英

自然是心中极为不悦的。

但是在她的概念里，女人就要遵守“三从四德”，即便是丈夫对其施以冷、热暴力，也要形同奴仆一般逆来顺受。

而母亲和父亲之间地位的反差，也让年幼的

张若名

非常的不适，甚至反感。尤其是当母亲在夜里悲泣时，她的内心都深受刺激。

每到这个时候，

张若名

就狠狠地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靠自己生活，然后再削发为尼，绝不能受男人欺负！

不过，也并非所有男人都是封建思想。例如，

张若名

的二伯张褆仁。

张褆仁

不仅对

张若名

疼爱有加，在那个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他一直都身体力行地支持着小侄女的学业。

一直到后来他迁至天津，还专门和弟弟

张绍文

商量，要带侄女儿一起出去接受更好的教育。

所以，

张若名

才有机会在1915年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并与第二年正式升入该校正科（本科）第十级（届）。

入学之后，

张若名

秉承着“学习自救”的态度，依然名列前茅。在全年级50名学生之中，她40多项的课程成绩均为前5名，被誉为

“五魁首”之一。

在接受更好的教育的同时，

张若名

也有了更大的舞台，这让她的写作才华开始展露头角。开学没多长时间，学校的校友报就先后刊登了她三篇文章。

而除了成绩优异，才华横溢之外，

张若名

也平易近人，素爱与人交流。而在众多志同道合的同学之中，

张若名

与小她2岁的

邓颖超

最为投机。

因为两人的身上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以至于当时两人才十几岁，竟然会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在学习上，她们格物致知、勤于思考、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她们还关心时事，心系国家和民族命运。

由于邓颖超年龄略小，她对

张若名

总是亲切的称呼为“若名姐”。

作为当时思想最为进步的一批人，

张若名

与

邓颖超

积极地参与筹建学生组织，团结同学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国事，探讨民主自由、男女平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虽胜而辱，她们便积极在校报上发声，呼吁“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

彼时，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一群热血青年心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挺身而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作为思想一向进步的爱国青年，

张若名

和

邓颖超

积极地投身于学生运动之中。

说起来，那可真的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二、暗生情愫

时间回到一战结束后，当时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谈”，但是却没有享受到战胜国该有的待遇。

会议上西方列强沆瀣一气，要将我国山东作为“礼物”送给日本人，由于种种原因，北洋政府虽然据理力争，拒绝签字，但最终日本还是强行把山东霸占了。

这样的结果招致国人群情激愤，无数的爱国青年现身说法，指责北洋政府软弱无力。直到1919年5月4日，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当日，北京13所大专学校学生3000余人自发集结，声讨北洋政府的黑暗、无能。

北洋政府为了平息事端，不惜出动军警以暴力镇压之，并逮捕了示威群众32人。

此举更是引发了国人的不满，认为北洋政府不敢对列强亮剑，只敢对人民拔枪。

而消息传到天津，无数爱国青年也是义愤填膺，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以实际行为向政府抗议、加压。

在这场的活动之中，

张若名

和

邓颖超

就像是两只风暴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的飞翔。

1919年5月25日，天津女师联合其他几所女校，共同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并频繁地举行集会、街头演讲。意在宣传进步思想，唤醒国人的内心觉醒。

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

张若名

和

邓颖超

在担任“女界爱国同志会”重要工作的同时，又并肩携手，挑起了在“天津各界联合会”的重任。

而随着爱国运动的不断推进，

张若名

和

邓颖超

也结识了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其中就包括当时南开大学

“学联”的主要负责人

周恩来

。

1919年9月16日，他们联手创办了一个20人的进步团体——“觉悟社”。

为了贯彻男女平等的思想，“觉悟社”由10男10女组成，觉悟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男女组合的政治社团，也是“五四运动”中天津的领导核心。

当时的

邓颖超

年仅15岁，是整个“觉悟社”之中年纪最小的，而被

周恩来

终生专用的称呼“小超”，就是从这时开始叫起的。

在“觉悟社”的日子里，

邓颖超

、

张若名

和

周恩来

等人一起分析时局形势、研究斗争策略、探讨革新良方、策划大型集会。

为了能唤醒国人觉醒，推动社会进步，他们平等、互助、互敬，携手奋斗。

1920年1月29日，为了能监督北洋政府在山东问题上保持立场，

张若名

与

周恩来

经过商议，决定再次发动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游行请愿。

当时，

周恩来

带领着上千学生，一路高呼爱国口号赴省长公署请愿。官方为了平息事端，许诺愿意接见学生代表，其余有幸众人介在署外等候即可。

但是当

张若名

、

周恩来

以及另外两个学生代表进入省长公署之后，非但没有见到省长，还被埋伏已久的军警以棍棒迎接。

随后省属大门打开，军警持武器涌出，当街殴打、驱赶在外等候的学生们。

官方不仅出尔反尔，还将

张若名

和

周恩来

等人关押到进警察厅营务处的囚室里。

周恩来

曾回忆说“我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他的这句话是有原因的。

在将近半年的牢狱生活之中，

周恩来

不断地向狱友讲述马克思学说，他也将自己的经历和所学真知深度结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而在被关押期间，

周恩来

和

张若名

在共患难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地了解了彼此。这让他们不由得惺惺相惜，也结下了深深的情谊。

直到他们从囚室出来之后，二人的人生道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分别，那是他们都以为，再也见不到对方了。

那么，这个短暂的分别是因为而起呢？他们又是如何相遇的？

三、赴法留学

由于

张若名

和

周恩来

等人在被关押时不断地反抗、斗争，再加上

邓颖超

等人在监狱外边鼎力营救，1920年7月17日，

周恩来

、

张若名

终于获释。

彼时，

张若名

已从天津女师毕业，回到家乡从事教育事业，势要让更多的孩子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摆脱愚昧无知的命运。

而

周恩来

计划到法国留学，

邓颖超

要去北京教学，三个人就此作别，朝着各自的人生前进。

但是他们始终相信，只要彼此足够优秀，他们终将再见。

只是

张若名

和

周恩来

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再次相见回来得这么快。

说到这里，就要再次提到

张若名

的父亲，

张绍文

。

当时，再次回到家中的

张若名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沉默的小女孩了，对于家中沿袭下来的旧风气是非常的抗拒。

再加上她因为小时候许下的誓言，以及在斗争之中长期坚持下来的“独身主义”，她因为“包办婚姻”这件事情和家里闹翻了。

最可悲的是，

张若名

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母亲在这件事情上，也站在

张绍文

的一方，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张若名

对此深恶痛绝。

此时

张若名

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跑，这个时候她想到了曾经的一起奋斗过的战友——

周恩来。

于是，为了反抗，为了自由，

张若名

下定了决心要离家出走，于1920年11月7日和

周恩来

一起乘上了去法国的游轮。

当时，张若名的语言天赋极强，不仅

很快便可以与法国人正常交流

，甚至还达到了能撰写法语文章的标准。

除此之外她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天赋，担负起了为周恩来翻译马列书籍的工作。两人彼此促进，相互进步，革命感情愈发深厚。

1922年6月，张若名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两人相约一切为了革命而奋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可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曲折的。

1924年，张若名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转折，这一年张若名宣布退出少共，甚至再后来和周恩来分道扬镳了。

而关于这一系列的事情，时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的任卓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时，任卓宣违背中国旅法支部秘密活动的原则，不顾法共的提醒，盲动的决定让张若名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并上台发言。

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张若名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险些被驱逐出境。

除此之外，任卓宣作风极为唯我独尊，专横粗暴，在组织内做不到以理、以德服人，不仅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说法挂在嘴边，甚至还经常骂人。

还有一点就是张若名的出身是比较富贵的，当时任卓宣明里暗里的给她扣上“地主”“官僚”的头衔，这让她内心十分的委屈。

以上这一切都让张若名非常的不满，以至于她经过了一段时间激烈反复的思想斗争，竟然动摇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最终，张若名做出了退出党组织的决定。

事实上她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归根到底还是源自于他对自由的追求。

不管是童年的经历，还是母亲的遭遇，都让张若名从幼年时期就在潜意识里埋下了追求自由的种子。

关于这一点，从她曾因为拒绝“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就可见一瞥。

所以当因组织领导而产生的不满，和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独立和尊严相冲突时，张若名必然会拒绝前者，选择后者。

即便是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反复相劝，都没能改变张若名的决定。

1924年7月，周恩来回国，张若名独自在里昂大学埋头读书，从此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再到后来，他们的人生就开始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张若名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异禀的学习能力，成了中国第一位法国女博士，还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杨堃。

而周恩来则是成了新中国的总理，在世界外交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同时他和邓颖超的革命爱情故事，也是被后人所流传的一段佳话。

事实上，法国一别并不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四、最后两次相遇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由于形势紧张，所以在回国内时他不得不绕道欧洲。

借此机会，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并告诉她，自己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此时张若名已经随丈夫回国教书，就在云南。

周恩来再次利用这一机会，会见了张若名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

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