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过去一直把允许外蒙古举行公投的国民党视为罪魁祸首，但实际上，清朝、北洋政府、国民党和我们自己，在外蒙独立这个问题上都曾经犯了错。历史的错误只能从历史中去找原因。

外蒙古之所以脱离中国版图独立出去，归根结底是这里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不够紧密，缺少对中原认同的“向心力”，给了外部势力以插手外蒙事务并导致其独立的机会。

想必很多人会说，清朝不是有“满蒙联姻”吗？蒙古妃子不是占领了大清后宫吗？怎么还说外蒙古跟内地联系不够紧密呢？

事实上，清朝虽然统治了蒙古地区，但并非对所有蒙古部落和蒙古人都一视同仁，也是有亲有疏的，清朝对蒙古的拉拢主要是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特别是科尔沁、喀喇沁等少数几个部落，“满蒙联姻”主要就是针对这些蒙古部落的。

外蒙古包括喀尔喀、卫拉特的杜尔伯特、阿尔泰乌梁海等部落，作为主体部分的喀尔喀部，直到康熙三十年（1691年）才归顺清朝，要远远晚于内蒙古各部盟，外蒙古其他部落归顺清朝的时间更迟至雍正和乾隆年间。

清朝在外蒙古地区虽设有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但驻军很少，派驻的官员也不如内地行省多，整个外蒙古地区在清代事实上处于高度自治的地位，喀尔喀部有4盟86旗，杜尔伯特部有赛音济雅哈图盟，让他们分而治之。对外蒙古的王公贵族，清朝赐给他们的爵位除了少数几个汗、亲王、贝勒，大部分都是札萨克一等台吉，属于札萨克王公爵位中的末等，远不如内蒙古各部动辄就是亲王、郡王、贝勒来的尊贵。

由于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远不如在内蒙古地区设置的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位副都统（将军）辖区来的那样直接有力，外蒙古王公在清廷内部地位也不如内蒙的王公高，这里距离京城又过于遥远，多种因素相叠加，造成了这里对中原的离心力，这也就给了觊觎中国领土的沙俄势力趁虚而入以可乘之机，埋下了外蒙独立的祸根。

如果当初清廷对蒙古各部一视同仁，把喀尔喀部也奉为上宾，并像新疆一样及时在蒙古地方设立行省，外蒙古可能也就不会走上独立之路。

北洋时期，徐树铮一度收复外蒙古，但此后并没有在此长期驻军，北洋政府也没有派出都督、巡阅使、经略使、镇守使这类的军政长官，北洋政府在这里的统治还是一片空白。新生的苏俄惦记着这块“肥肉”，在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五年之后，于1924年策划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使外蒙古成为苏俄和后来苏联实际控制的傀儡政权。

1945年8月国民党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提出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允许外蒙古根据公投结果选择独立，在雅尔塔体系和苏联强大压力的双重逼迫下，蒋介石最终答应了苏联的要求。最终，苏联操纵外蒙古公投独立，国民党当局宣布予以承认。

大多数国人都以此为辱，但当时国内也有一部分左翼人士发表看法，认为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这是错误的。并认为，外蒙古人民有权要求“解放”。

这种论调，如今看来令人啼笑皆非，但在当时的“亲苏派”、“左翼人士”和某些持“国际主义”思想的人群当中还是很有市场的，并认为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党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概不予以承认。但对于外蒙古的独立，在建国初尽管曾力图把外蒙合并回来，只是由于苏联的强烈反对，我们只好不再坚持己见。赫鲁晓夫上台后更是直接表示，苏联对有关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将不再进行答复。由此，彻底关上了中苏两国关于外蒙古地位讨论的大门。

实际上，当时处于弱势而又要寻求苏联支持的我们，即使主观上想收回外蒙，客观上也是无能为力的。中苏处于“蜜月期”时，曾有人因对外蒙独立一事持有异议而被视为“反苏”，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说明当时苏联的这一强盗行径，一定程度上已经披上了“国际主义”的合法幌子，一般人是触摸不得的。

1961年，外蒙古正式加入联合国。这也就意味着，外蒙古的独立已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有意思的是，败逃台湾的蒋介石余恨未消，1953年台湾“立法院”通过决议，废止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其中关于外蒙独立的公告自然失效。因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外蒙古仍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段时间，台湾当局一度以此标榜自己反苏反“蒙独”，攻击中国大陆。但人尽皆知，这只不过是台湾当局掩盖自己错误而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罢了。

外蒙古之所以能从中国领土上分离开来，不是某一个人、某一政府能一己之力能全部“背锅”的，其中离不开清朝的短视、军阀和蒋介石的无能，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当然也离不开沙俄及其继承人的侵略贪婪。对于中国版图的完整性而言，沙俄及其继承人是彻头彻尾的罪人。

但事实已经造成，我们如今能做的便是守好每一寸领土，在处理眼下的领土争端时寸土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