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一《中俄蒙协约》的签订(1911-1915倾俄

八世智布算丹巴生活在中国最为动满的时期，先后历经了中央政府政权的更送，社会制度的变迁。封建大清王朝覆灭，民主共和兴起，对哲布尊丹巴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巨大影用辛亥革命后，哲布尊丹巴曾发生过四次重大政治模向的改交，纵观其每次的政治善变,必将件随着中国内重大革命或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央政府治理蒙方略的转交。

哲布尊丹巴政治善变过程，可以说是同-时期中国政治、外交、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与反映.现将其政治善变过程整理如下，并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清王朝覆灭，要中国百废待兴，新政府无暇顾及边陲，哲布尊丹巴在内忧外患并举之时，受俄国人指使，掀起了独立运动，实现了其人生中第一次公开的政治善变，倾心向俄。

对于此次善变，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虽做了充分的准备，表现得十分坚决，但从1912年，他与袁世凯的几封往来电报中似乎可以看出少许端倪，中蒙关系缓和仍有回旋之余地在袁世凯政府给哲布尊丹巴发去的第二封电报中“承认了近年来边更不取，虐待蒙民以致群怨沸腾激成独立”后，哲布尊丹巴态度有所变化，同意“介绍邻使，商榷切”。

恰逢此时，国内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因善后大赔款，不得不就外蒙古问题向俄国妥协，失去了与哲布尊丹巴直接谈判的绝好机会，最终由俄国作为调停人，处理、解决中国内政之问题。如新疆省长杨增新于一九二零年电称“民国元年，库伦被俄嗾使，与中国构衅，人情愤激，非亟征服不足以张国威，乃以扼于内乱，无暇兼顾，遂有中俄蒙三国协约!之告成。”

(二)《中俄蒙协约》的签订直院战争的爆发(1916-1920年初，倾心内附)

《中蒙俄协约》是俄国在不违背本国在华利益的前提下，根据本国国内形势及经济侵略利益，迫使中国中央政府、哲布尊丹巴政权与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此协约中，中国政府通过数轮外交谈判，最终保留了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中蒙俄协约》签订后，中央政府先后派遣陈策、陈毅为都护使，完成了对暂布尊丹巴的册封，促成了外蒙古自独立以来首次进京朝贡，达成中央政府在庸努乌梁海设立佐理专员的协议，中央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不断缓和，哲布尊丹巴政治思想再次发生转变，由“倾俄”逐渐“内附中央政府”，即为第二次政治善变。

1919年10月，中央政府委派徐树铮为库伦将军、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兼蒙古善后督办，事兵4000入蒙，追使哲布尊丹巴宜布取消独立，徐树铮快速、激进的武力治蒙方式，为日后哲布尊丹巴离心高德，再次善变，留下了脸患。

(三)直皖战争的爆发一二次“独立”(1920-1921,倾沙俄)

1920年国内直皖系战争爆发，徐树铮溃败而潜逃。驻蒙之官兵剧减，驻库伦旅长褚其样电请中央政府，火速派兵增援，中央政府因军阀混战，无意应对。哲布尊丹巴因对徐树铮“专横跋扈，不达蒙请”的不满以及中国直皖战争的爆发无吸顾及蒙古，遂投诚旧沙俄恩琴白匪，并于1921年2月21日，公然上演了第二次独立之丑剧，哲布尊丹巴再次被推举为“大蒙古帝国皇帝”，并完成了其政治生涯的第三次善变，倾心沙俄。

(四)二次“独立”

“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1921-1924内附不成，转求苏俄)外蒙古独立之后，哲布尊丹巴因恩琴匪军所到蒙地之处“强索兵丁，横征暴敛”，“心生厌恶”，于是又寄希望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请求援助，称“先前他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反对徐树铮，外蒙所要求的不过是在中央领导下的自治，希望北京政府帮助外蒙恢复和平与秩序”。遗憾之是，中央政府未能派兵驱逐旧俄匪，哲布尊丹巴遂转向苏俄求助，1921年7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保留哲布尊丹巴君主地位，实行君主立宪.哲布尊丹巴完成了其政治生涯的第四次政变，倾向苏俄。1924年，哲布尊丹巴圆寂，外蒙古仍与苏俄保持着政治依附关系。

纵观哲布尊丹巴每次的政治善变都与中央政府的深刻革命变革、战争、治蒙方略息息相关.哲布尊丹巴政治善变虽有悖于祖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但是在当时特殊的国情下，封建清王朝刚退出历史舞台，国家千疮百孔，中央政府内忧外患、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内战不断以致无暇顾及外蒙古局势，这也是哲布尊丹巴政治善变的重要外因。

1921年，外蒙古政府在控诉中央政府，充分证明了以上观点，“外蒙古人处其(徐树铮)暴戾强权之下，敢怒不敢，假借恢复蒙古自治为名，实行剥夺权利之....过各处，遇有强壮者，即逼令入伍，财产牛马，肆意劫掠，稍有违抗，立即杀.....(恩琴)重犯库伦时，中国军队从未应战抵御，先自纷纷逃富”。因此，哲布尊丹巴领导的外蒙古独之，所运用的确墙普变之“外交手段”应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评判，将外蒙之独立完全归各于哲布群升巴一己所为，与事实不符，也过分夸大了哲布尊丹巴的能力与地位。

（五）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围为领导核心的“独立”政权的覆灭

1911年外蒙古独立，正式确立了以哲布再丹已为领导核心的独立政权。哲布尊丹巴在俄国的支持下，先后侵犯中蒙边境，并联合部分内蒙古王公，利用军事、外交手段，不断向中央政府发起进攻，疯狂地实施着其“大蒙古”计划1915年前后，哲布尊丹巴独立集团核心领导人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符相维去世，海山返回内地，标志着独立政权的基本瓦解:《中蒙俄协约》的签订，彻底粉碎了“大蒙古国”独立梦。

此后的哲布尊丹巴，在外蒙古复杂的政治形势下，随波逐流，缺少政治建树。1921年，苏俄支持组建的外蒙古革命党人，夺去了哲布尊丹巴的政治地位，仅为其保留了徒有虚名“立宪制国体的君主”。至此，以哲布尊丹巴为领导核心的独立政权正式走向了覆灭，哲布尊丹巴独立政权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1.有悖于国家统一

外蒙古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哲布尊丹巴领导的外蒙古独立，有悖于国家的统一，必将遭到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反抗，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哲布尊丹巴宜布独立后，中央政府决定先行派兵，并一再宣告“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民国政府还向西藏、蒙古等刊发了大量蒙、藏文报纸，深刻揭蔬痛斥了沙假的侵略行径，号召人民抵制沙俄并做坚决的斗争。此后，政府又通过顽布了《蒙古待遇条例》子以蒙古王公贵族安抚，“内外戴古汗、王、公、台吉世爵各位号，应予照旧承袭”。

1915年《中蒙俄协约》签订后，中央政府积极发出公告，敏免参与“独立”的内蒙古各盟族王公，不子追究罪行，号召返回盟旗照例优待.中央政府对向外蒙古采取的一系列的怀柔、安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外蒙古王公内附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外蒙之独立，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有志之士纷纷发文谴责，“上海、烟台、香港等地的工人拒绝装卸俄国货物，汉口俄商砖茶厂的中国工人举行大罢工”，全国各地发起抵制俄货运动，据记载“北京华银道胜银行三天之内就被提出二百五十万元，使该行发行’的纸币不能流通市面”。

1915年，由于全国人民的激愤舆论影响以及中央政府外交部的强硬态度、据理力争，经过多次反复的与俄国交涉后，彻底粉碎了哲布尊丹巴建立“大蒙古国的美梦”，民国政府获得了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在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此后的几年内，中央政府贯彻着治理外蒙古“渐进式的倾心内附”原则，正如1919年1月15日美国和会专使询问北京政府外交部时称:中国“决不轻易更动外蒙自治制度，但愿取消俄蒙协约，以便促进外蒙文化”。，直至徐树铮武力征蒙后，中央政府治理外蒙古这基本原则被打破。1921年7月外蒙古宜布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以君主立宪制为国体”后，中国内地、国内各民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谴责苏俄对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2.有悖于民族团结

外蒙古独立“橄文”、“通告”发布后，内蒙古众部紛纷表示赞成，但多无实际行动支持。“内蒙古各旗县虽多赞认共和，而心怀犹豫者亦间有不免”。1912年，内蒙古宗教首领章嘉呼图克图、甘珠尔瓦呼图克图投诚中央政府，反对外蒙古独立，二人到京晋见袁世凯时，被分别加封为“宏济光明”、“圆通普惠”法号，“此次章嘉与丹珠(甘珠尔瓦)先后来京，受中央锡封晋秩，颇能翊赞共和，尽忠民国”。

同年，在京的内外蒙王公喇嘛组织的蒙古王公联合会,颁布了《蒙古王公联合会通告》，称“中华民国建设以来内蒙古全部六盟及科布多、青海、新疆各盟均经赞成共和，协同汉、满、蒙、回、藏人民共建新国唯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勾结图什业图部落，车臣汉部落内少數王公，妄称独立，伪立政府实则外蒙各旗，并未赞同。只是库伦附近各旗与活佛之所为，在蒙古全体中，尚不及十分之一，蒙古全体并未承认”。紫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亲王在各国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蒙古王公多数反对《俄蒙协约》，其赞成之少数亦为俄国所胁迫，不得不然耳”。

内蒙古宗教首领、宗敕喇嘛、正公贵族先后请感、致书、发表联合公告等予以抵制外蒙古独立，《蒙古王公联合会通告》更称，“乃库伦伪政府，近与俄园擅定条约，竟称蒙古全体，殊可怪诧”。哲布尊丹巴独立政府擅自借用“全装古”之名，建立“大蒙古”国之想法，遭到了内蒙古人民的强烈反对“大装古”建立之途径，通过强行派兵入内蒙古，抵制华军，更让内蒙古人们饱受抢杀劫掠之苦，最终，内蒙地区各族人民为了保家卫国，联合中央政府展开了一场英勇的反抗沙俄侵略，反击紧古版军的斗争，进而引发了内、外蒙古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反抗。哲布尊丹巴的“大蒙古”计划，完全有悖于蒙古族的团结与稳定最终被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