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农工商”，士排第一位，当官是件很光荣的事，意味着有钱有权有面子。这些现实的原因也导致了官员的质量参差不齐。

在朝廷，当贪官不容易，要把银子捂严，不然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小辫子。但当清官也不容易，要装“有钱人”，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但历史上确有其事。

敢言直谏，步步高升

孙嘉淦是清朝有名的清官，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深受朝廷器重。孙嘉淦出身贫寒，在康熙五十二年的时候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刚入官场，他做的是一些小官，后面凭着敢言直谏步步高升。

雍正刚登基的时候，群臣都对他有所忌惮，不敢谏言，孙嘉淦虽只是个小官，却大胆提出“亲近兄弟、停止纳捐、西北收兵”，这话听在雍正耳里可不舒服，不像建议，倒像斥责。

所以，雍正很生气，想要罢了孙嘉淦，而此时的大学士朱轼说这个人很有胆量，让人佩服。雍正一想确实如此，结果不仅没有处罚孙嘉淦，还升他为国子监司业。

康熙年间，孙嘉淦一直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可以说，他真正的政治生涯是从这里开始的。雍正在位十三年，一直很信任孙嘉淦，乾隆登基后同样重用孙嘉淦，封他为吏部侍郎。

孙嘉淦并非圆滑之人，多年的官场生涯并没有磨灭他敢言直谏的性格，他向乾隆上疏“三习一弊”，让皇上警惕阿谀奉承的行为，不要养成喜欢顺从而讨厌违抗的习惯，这样会成为一个“喜小人而厌君子”的君王。乾隆看了以后非常欣赏孙嘉淦，又升他为刑部尚书。

所以说，敢言直谏是孙嘉淦为官之时最好的利器，带着他步步高升。这也得益于他遇到的皇帝都还比较圣明，不然以他这直来直去的性格，早成了官场的炮灰。

利国利民，政绩斐然

孙嘉淦不仅深受帝王信任，而且还很受百姓爱戴，因为他确实是个为民着想的好官，会从百姓利益出发提出建议。

在任直隶总督的时候，京辅一带酿酒是违法行为，查的很严，但偷偷酿酒的人不在少数，了解实情后，孙嘉淦上疏提议修改酒禁。

曾经推行禁酒令是因为灾荒，不能浪费粮食，但如今是丰年，酿酒的东西都是一些废弃物，不利用的话就被丢了，不如酿成酒让百姓换成钱。

乾隆看了之后觉得有理，这样确实更有利于民生，所以修改了这道禁令。在此之前，很多官员不是不知道这个情况，只是没有人敢上奏而已。

孙嘉淦的“直”不仅仅是敢言直谏，他还是个十分正直的人，不来官官相护那一套，面对不平不畏权贵，处理了很多的冤案，真正做到为民昭雪。

另外，孙嘉淦还兴修水利，治理了多处河道，在预防水患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实在是利国利民之事。

欲以砖头装门面

直来直去的孙嘉淦也不是一直那么幸运，皇帝也不是脾气好到每次都能耐心接受他的建议。

孙嘉淦曾向雍正引荐宋镐、方从仁，说他们可以委以重任，没过多久发现方从仁能力不足，于是又上疏说方从仁不堪重用。这种反复无常像过家家一样的行为惹恼了雍正，于是罚他到户部银库干杂活，原因是他不爱财，所以雍正比较放心。

虽然被贬，但孙嘉淦并没有怨言，也没有因之前的重臣身份而目中无人，相反，他做起事来勤勤恳恳，十分认真。管银两是个细致活，也是个油水活，但孙嘉淦内心清明，所有账目丝毫不差。也正应了雍正那句话：他不爱财。

雍正当初做的决定也是一时气恼，他对这个刚直的忠臣还是不舍的，再加上孙嘉淦的表现让雍正很满意，所以之后得以重回朝堂。

孙嘉淦的清廉令人敬佩，却也是个“甜蜜的负担”，所以才有了告老还乡时这件令人啼笑皆非而又万分感动的事。

乾隆登基的时候，孙嘉淦已经52岁了，他在朝廷又继续坚持了12年后，因为年迈体弱的原因告老还乡，获得了乾隆的批准。

哪个当官的不想衣锦还乡，让乡亲们看看自己多有出息？但是，孙嘉淦有这心没这力，他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政绩拿得出手，但家底拿不出手。

做了一辈子官，却比一些老百姓都还穷酸，孙嘉淦觉得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会被乡亲们笑话，而且还会给朝廷丢脸，但他也变不出金子来。

后来，孙嘉淦想了个办法，他让人准备了十几口金漆木箱，当然，并没有金子可以装，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孙嘉淦命人在里面装满了砖头，第二天带着这些沉甸甸的“家当”离开京城。

但孙嘉淦为官多年也得罪了不少人，一些有心之人早已盯上了他，看着他带着这么多大箱子回乡，认定里面都是金银珠宝，自认为抓住了他的把柄，以此大做文章。

有人在乾隆面前数落孙嘉淦，说他只是表面清廉，实际上趁着职务之便捞了不少油水。乾隆听后也是龙颜大怒，立马派人追赶孙嘉淦。

孙嘉淦行至半路，遇到了皇帝派来的官差，要检查他的箱子。结果箱子一打开，大家都傻眼了，没有想象中的金银财宝，反而是一些又重又廉价的砖头。

乾隆知道真相后自知错怪了孙嘉淦，他又惭愧又感动，不仅对孙嘉淦大加赞赏，还下了一道命令：全部换成真金白银。

就这样，孙嘉淦用十几箱砖头换了十几箱真金白金，“伪衣锦还乡”变成了“真衣锦还乡”，这也是一个清官应得的回报。

为官者，应为君解忧，以民为重，但官场的诸多阴谋权势往往令人不得不低头，无数诱惑当前，难免容易走偏。而孙嘉淦为官几十年却依然能够保持初心，这十分难得，不愧是“清朝第一直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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