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伪是伴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诈欺、伪造现象，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对诈伪行为的处罚。秦汉时期，有关诈伪的律文尚较为分散，后于曹魏律中独立成篇，并在此后为历代法律所沿袭。明代的诈伪律在承袭的基础上，亦体现出时代特色。

明代官员队伍中部分官员罔顾法纪，诈伪以取利，加速了吏治腐败,致使政令不畅，扰乱官场秩序,也损害了朝廷形象，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同时随着私铸铜钱、伪造宝钞、伪造金银现象的大量出现。

诈伪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诚信下滑，整体道德文化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世风日益衰弊，更在潜移默化之下使民风竞奢，唯利主义盛行。

为应对这一现象，诈伪律应运而生。而诈伪并非是明代独有的现象，欲探究明代的诈伪，就有必要进一步探寻其在立法、形式上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随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诈伪现象。《周礼》中载：“胥师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宪刑禁焉。察其诈伪、饰行儥慝者而诛罚之，听其小治、小讼而断之”。

西周时期开始对诈伪行为进行处罚，先秦史料中关于诈伪的记载颇多，如《公羊传》载：僖公三十三年，矫以郑伯之命而犒师焉，此处“矫以郑伯之命”即诈传郑伯令旨之意。

《韩非子》中提出“属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亦认为刑法是制止诈伪行为的最好方式。史书中又多见“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由上述书中的记载可见，春秋战国时期诈伪现象已经频发，并得到了官方的重视，开始制定法律以惩处诈伪行为。及至秦代，可以看到出土文献睡虎地秦简中《语书》篇显示有“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的记载。

其中《法律问答》篇通过问答的形式，对秦律进行释义，秦朝虽然尚未将“诈伪”设为单独的篇目，但已明确订立处罚各种诈伪行为的法律条文，进而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一定数量的诈传官员令、诈假官、伪造印信、诈为文书类事件。

“汉承秦制，萧何定律”据前人所考汉律中“《贼律》有欺谩、诈伪、踰封、矫制、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储歭不辨。《囚律》有诈伪生死、告劾、传覆、系囚、鞠狱、断狱。

这些史料可以看出，汉代法律中已明确制定了关于伪造印信、上书诈以不实、造伪书、伪造货币、诈假官等不同诈伪形式的处罚法规，如斩首、黥为城旦舂、罚金等。

汉代史书中常见诈伪事件的相关记载，例如《史记》中记有：“诈取”，“高粱嗣候平，应诈衡山王取金，免”，因诈取他人财物被夺爵。

到汉代的时候诈伪律已相当完善，主要涉及伪造货币、诈疾、诈为制书、伪造印信、伪证等形式，对于当时犯诈伪罪者的处罚也有法可依。

以上可以明确的有两点，一是从周至两汉时期，随着对诈伪认识的不断加深，出现了惩罚诈伪行为的律文，而这些与后世所见的史料中记载的诈伪形式也已所差无几。二是对诈伪的处罚规定也逐渐清晰，并且在实际中得到运用。

到两汉时诈伪相关的法律条文已经趋于完善，但彼时仍较为分散，尚未单独成篇。其独立完整成篇，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的《魏律》中。

《晋书》有载：“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此处《新律》即《魏律》。

至司马昭执政时期，其认为前代律令繁杂，虽然已经陈群等改革，但“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等重新定律法。

于泰始三年编成《晋律》，又称《泰始律》，其“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至此“诈伪”被正式确立为篇名。

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法制史》中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建设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性质，是传统法律制度由秦汉早期向隋唐成熟完备期发展过渡的重要阶段。”

从诈伪律的发展历程来看，亦符合张晋藩先生所说的两晋南北朝是承前启后阶段，因为魏晋以后的历代法典之中正是沿袭了这一时期确定的篇名“诈伪”。

由于魏晋至隋时期的法律原文多已遗失，暂时难以得知其中所规定的详细诈伪律文。直到唐代《唐律疏议》中的第九篇完整记录了诈伪律并流传至今，并在篇首书诈伪律者，魏分贼律为之。

唐代的《诈伪》中共有二十七条律文，宋代的主要法典为《宋刑统》，《刑统》为有宋一代之法制，其后虽用《编敕》之时多，而终以刑统为本，将《诈伪律》分为十门。

此后的《元史·刑法志》、《大明律》、《大清律例》中亦有详细律文。兹将从唐到明有完整保留的诈伪律内容列表如下，随着对诈伪现象认识的加深，从唐至明时期诈伪律的基本内容大体趋于一致。

在官方界定下，诈伪在形式上主要是围绕诈欺和伪造两大方面，又以惩罚涉及皇权的诈伪行为为主，如诈为制书、诈传诏旨、伪造御宝之类。

同时也体现出时代特色，如元代开始发行宝钞，进而出现了伪造宝钞的行为，于是元代增设“伪造宝钞”。明代在建立之初同样选择发行宝钞，故亦将“伪造宝钞”列入诈伪。

而元代并无“诈为瑞应”条，明代定律时则参考唐、宋律法，同时根据统治者的治国需要增加此项。明代所制定的诈伪条目较之前代更加简洁，明确规定了十二种诈伪形式。

明代将许多前代规定的诈伪形式移除，如“妄认良人为奴婢、诈除去死免官户奴婢、诈自复除、父母死言余丧、医违方诈疗病、保任不如所任、证不言情、诈冒官司”这些不再出现在明代诈伪律中，也意味着这些行为在明代法律中不再属于诈伪之列。

总而言之，随着诈伪行为的出现，进而有了处罚此类行为的诈伪律。诈伪律文经历了从周至两汉时期相对分散，再到魏晋以后独立成篇的过程。

在这期间，朝廷官方所界定的具体诈伪形式虽稍有差异，但大体上仍是保持不变。迨至明代，根据清晰的法律条文，已经可以明确界定何种形式的犯罪是诈伪，其中大多都是侵犯皇权统治的行为，进一步体现出明代强化皇权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