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家遗址博物馆，位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该博物馆所展示的喇家遗址从马家窑文化延续至齐家文化时期，在齐家文化时期尤其兴盛，是河湟谷地中的大型聚落，对于黄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其壮阔雄奇自不待言。然而，对于初抵此地的非高原居民而言，欣赏这片土地的风光并非易事——稀薄的空气、凛冽的寒风、灼热的烈日，是每一位初来者必须直面的考验。可对世代生息于此的高原民族来说，这一切不过是日常生活的自然背景。千年前，这里曾崛起过与大唐帝国并驾齐驱的吐蕃王朝，各民族在此共同谱写出灿烂多元的文化篇章。直至今日，仍有近千万人生活于此，续写着高原的传奇。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古人又是如何克服高原环境的严峻挑战，在此缔造出辉煌文明的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青海正是关键所在。青海北部和东部同甘肃相接，西北部与新疆相邻，东南部与四川接壤，南部和西南部与西藏毗连，汇聚了草原、中原与高原三重文化的影响。地理上，青海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历史上也是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扮演着从低海拔迈向高海拔的“天然阶梯”角色——早期人类正是在这里逐步适应高原环境，进而向更高、更深处的高原腹地进发。同时，青海作为战略要冲，既可控扼丝绸之路，也在这一地理大动脉繁荣之时，得以吸纳中西方文明的精华。

青海地形之复杂，在中国范围内罕有匹敌。昆仑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等巨大山系如同巍峨屏障，纵贯省境，将青海划分为青北与青南两大部分。这道“高墙”以南的青南高原，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寒冷干旱、气候多变，自古仅有少数区域适宜人类聚居，却是藏羚羊等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土——著名的可可西里便位于此。而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青北地区，也并非处处皆宜人居。青北地势自东南向西北逐渐抬升，唯有散布于山间的若干盆地与河谷，因海拔较低、水土条件较为优越，为早期人类落脚生根提供了可能。

一

高原先行者

早在文明开始之前数万年，古人类的先驱者已经在青海留下了足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就在青海境内陆续发现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存，例如，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小柴旦湖附近发现距今约3万年的小柴旦遗址；在冷湖镇附近的旧石器地点发现距今约3.7万年石核与石叶；近年来，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现的距今至少有4万年的丁都普巴洞穴遗址，是青海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旧石器遗存；这一系列发现表明，至少在4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猎人们就随着兽群的脚步，突破了重重高山和严寒缺氧踏足了世界屋脊。更有趣的是，同在柴达木盆地边缘，冷湖与小柴旦的旧石器却展示出截然不同的技术风格。冷湖地点石器与欧亚大陆西侧常见的勒瓦娄哇技术相似，而小柴旦发现的刮削器则更加接近华北石器，这说明两遗址虽然位置和年代相近，却并非同一人群所创造，青海地区的“十字路口”效应在此时便已初见端倪。

拉乙亥遗址出土的磨盘、磨棒,距今约6700年。拉乙亥遗址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使用细石器从事季节性采集狩猎人群的遗存

然而，高海拔带来的低温、缺氧和干旱终究困扰着高原最初的访客。考古证据显示，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遗存分布零散、文化层浅薄，大多使用时间不长，来到这里的古代人类多是流动性较强的狩猎采集人群，直到新石器时代的来临，才为这里带来了真正的农业定居人群。

目前，青海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年代最早的是位于青海海拔最低的湟水谷地中的沙隆卡遗址。遗址位于化隆县安达其哈村西南黄河与伊沙尔河交汇的阶地上，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多个文化层，表明这处遗址曾长期被不同人群使用，堪称一本青藏高原的早期“开拓史”。沙隆卡遗址最早的居民于约8500年前出现，他们在这里制造了数以百计的细石器。所谓“细石器”，是指一类经过精心打磨的小石片，虽然不像粗重的砾石器那样具有破坏力，但小石片可以通过黏合或镶嵌与木、骨器结合，如此制成的复合型石器相比砾石器轻便得多，也易于修复，因此能够大大提升追猎兽群的效率。此时正值著名的“全新世大暖期”，青藏高原也沐浴在暖湿之中，年平均温度高于今天2—3℃，年均降水比今天多30%左右，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冬季最低温更是高于今天11℃。适宜的温度让兽群繁荣昌盛，追踪至此的猎人们因此获得了舒适的生存环境。有序排列的柱洞、火塘遗迹和少量的粟、黍遗存以及大量的细石器及其半成品石器的发现，说明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沙隆卡人群可能已经有了季节性定居，或进行尝试性的农作物培育。这些人群及其后裔，有可能尝试向海拔更高的共和盆地发展，在那里留下了类似拉乙亥那样的从事季节性采集狩猎活动的遗址。

在袅袅炊烟升起于青藏高原东北角的同时，黄河中下游新石器社会也在大暖期的催化下迎来质变，制陶、农业、磨制石器等技术带领古代社会大踏步前进。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兴起于约8200年前，大批陶器和黍粒表明这里的定居农业已初具规模。而在沙隆卡遗址约7800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整个青藏高原区域最早的疑似陶片（这片疑似陶片目前还没有进行科学鉴定），这可能源自两地先民的文化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在2025年一项针对中国长江与黄河流域古代人群基因组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从大地湾遗址一位 5800 年前的先民遗骸里，意外分析出了来自青藏高原的遗传成分。该个体部分基因与现代藏族人群高原适应性相关的基因特征存在交集，这说明该大地湾先民的近亲可能源自一支长期定居于青藏高原的古老群体，他们已经具备对高原严酷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一证据证明在近6000年前，高原猎人已经与黄河中游的农夫族群通婚，看来两地的交流绝不限于物质交换。

量变引起质变，人群的交往为高原的变化建立了基础。在沙隆卡遗址（沙隆卡遗址曾用名“安达其哈遗址”二者实际上是同一处遗址，安达其哈遗址实际上是沙隆卡遗址庙底沟期的遗存。）5900—5400 年前的文化层出土的陶器与大地湾三期高度相似，二者都展现出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典型特征。沙隆卡遗址庙底沟期地层中还发现了碳化的粟与黍与石刀、石斧、陶刀等农业生产工具，表明早期农业也溯河而来。沙隆卡底沟期的地层还发现青藏高原已知最早的长期定居的房址。此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和由房屋组成的聚落早已普及，繁荣的史前社会方兴未艾，而谷物和房屋现身青藏高原边缘的沙隆卡，正式宣告这片土地新时代的来临：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社会开始转型，定居农业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古人类在高原雪域上拓荒征程，由此真正开始。

二

人群聚集的地方

宗日遗址位于青海省同德县西北，是一片绵延数千米的遗址群，那是夹在山河之间的一片河岸阶地，黄河奔腾而过，偶尔泛滥的黄河水带来肥沃深厚的土壤。对农人来说，这里实在是高原上不可多得的理想田园。1982年该遗址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最初被命名为兔儿滩遗址，此后则根据当地人的叫法改成“宗日”，在藏语中意为“人群聚集的地方”，这个名字和遗址呈现的场景相映成趣。

鸟纹彩陶壶，高34.1厘米，新石器时代宗日文化，现藏青海省博物馆。宗日遗址位于青海省同德县西北，“宗日”在藏语中意为“人群聚集的地方

考古发现，宗日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泾渭分明地分为两群：一群以细腻纯净的泥质陶为主，表面以黑、红色线条绘成旋纹、波纹、网纹、锯齿纹等复杂图案，变化多端富于韵律；另一类则以粗疏的夹砂陶为主，胎体呈乳白色，器表以紫红彩绘成简单的折线纹和鸟纹等。前一种陶器考古学家们并不陌生，其器型、陶色、彩绘都与当时兴盛于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不谋而合；而后一种陶器则仅见于青海地区。这说明，宗日的居民似乎并不单纯，马家窑文化因素毫无疑问来自更东部的甘肃一带，是马家窑文化人群向西扩张的产物；而乳白色夹砂陶器则应当是青海本地，可能是当地人对马家窑陶器的模仿，考古学家将这类本地文化因素命名为“宗日文化”。

陶器只是宗日“人群混合”现象的一个侧面，更直接的证据藏在墓葬中。宗日墓葬里既存在使死者仰卧于墓圹中的仰身直肢葬，亦有不少死者脸部朝下的俯身葬，前者是广大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流行的葬俗，在马家窑文化是主流，而后者则是青海本地的墓葬传统。葬俗往往是一个族群最“顽固”的习俗，族群陶器、石器等实用器物突变不乏案例，但葬俗却往往固守传统，这可能是因为身后事事关精神世界，较少受现实生活影响。另一项对不同葬俗死者食性的研究显示，俯身葬的群体生前食用了更多的肉类，而仰身葬群体的食谱则多以谷物为主。

这一系列发现让考古学家推测，俯身葬人群为共和盆地本地居民，狩猎仍然是他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仰身葬者则是马家窑文化移民，他们将先进的制陶业带到了共和盆地，也在这里种下了粟黍。在文明初生时，两个来源不同、生活习性各异的族群混居在共和盆地的沃土上，让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人群聚集的地方”。本地人接纳了新来者，新来者又向他们教授了先进的技术，和平相处、平等相待，共同建立了原始却不乏生机的高原早期社会。

三

千年遗响

共和盆地的这次族群融合意义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在很大程度上，今后青藏高原的历史正是这次历史事件的回音。

2019年，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通过语言学和遗传学交叉研究方法，认为今天汉藏语族的两个大分支汉语和藏缅语大约在5900年前的北方黄河流域分化，正与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密切相关。可以想象，在近6000年前的仰韶—马家窑时代，暖湿气候让黄河中游的农业社会人口急剧增长。农夫们不断开拓耕地，随着耕地资源的减少，他们又沿着黄河进入青藏，与这里的旧主人相遇，共同融合为早期的藏缅语族人群。

舞蹈纹彩陶盆，高12.5厘米，口径22.8厘米，马家窑文化，现藏青海省博物馆。彩陶盆上所表现的集体舞蹈形式，是至今仍在我国西部藏族、羌族等民族中延续的“锅庄”舞

而根据现代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至迟在4700年前，仰韶、马家窑文化人群的基因特征就出现在宗日文化人群中，随着时代发展，黄河人群的基因比重越来越大。至今，中国北方史前人群对青藏高原居民的基因贡献更是达到约80%，剩余20%基因则来自远古猎人们。这样来看，宗日文化人群呈现出“承上启下”的特征。向上看，前文中提到的发现于大地湾遗址的基因特征已经是宗日基因的一部分，这赋予了他们对高原生活更强的适应性；向下看，宗日基因至今仍存在于青藏高原诸民族的体内。可以说，宗日文化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古人类史上，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宗日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成为连接远古与今天的生动纽带。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该遗址时，于编号157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件泥质彩陶盆。此陶盆折沿、平底、敛口，内壁以黑彩绘制了两组醒目的人形图案，一组11人，另一组13人。人形仿佛身着圆形裙装，正手拉手欢快地起舞。尽管构图极为简练，这幅跨越5000余年的画面，却依然传递出高原先民歌舞酣畅的盎然生机。无独有偶，出土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的一件更为著名的彩陶盆，内壁也绘有三组人形，每组五人，同样呈现出手拉手舞蹈的欢乐场景。这一图像所表现的集体舞蹈形式，至今仍在我国西部藏族、羌族等民族中延续，如在婚礼、新房落成时，人们常跳起“锅庄”——藏语意为“圆圈歌舞”。众人于空地上携手成圈，随节奏绕行踏歌，气氛热烈，极具感染力。

学者指出，“锅庄”不仅是一种舞蹈，更是一种凝聚社群、强化情感纽带的公共仪式。在陕西姜寨、甘肃大地湾等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常见位于中心区域的“广场”遗迹，很可能正是举行这类集体舞活动的场所。随着中原地区公共仪式逐渐复杂化与社会变迁，这类古老传统渐被遗忘。然而在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它却得以顽强存续，跨越数千年岁月，至今不息。

黄河人群与高原人群的相遇在历史上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批早期居民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终于得以在高寒禁地立足。他们中的一些居民进一步挺进高原腹地，在海拔较低、水土条件较好的河谷地带建立起村落，成为后来的藏族祖先；另一部分人则沿着高原边缘进入横断山脉，沿着山脉走向不断迁徙，他们被破碎的地形分成一个个族团，后来发展为不同的山区民族，有的留在当地，有的则一直向南进入中南半岛，深刻地影响了那里的历史发展，因此横断山区又被称为“藏彝走廊”。先进的农业生产和制陶技术，也随着人群大迁移向远方传播，粟作农业因此出现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克什米尔的布尔扎洪遗址也发现了与马家窑极为相似的彩绘陶器。有学者推测，这些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技术正是被由青海进入高原的人群传播至远方的。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