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本土士族建立的政权，往往追慕南朝，制度也多用梁陈故事，这种怀念故国的政治宣传为萧铣和沈法兴政权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在面临外来的军事打击时，“梁陈故事”的政治号召并未能激起江南士庶独立割据的政治激情，反而有大量自守士族选择臣服于北方政权。

我们不能认为梁陈故事和南朝情结已经消失于江南地域社会，但也不可否认北方因素造成的政治现实。因此，笔者认为隋季江南的地域社会中，北方因素与南朝故事同样是决定这一地区政治走向的关键。

一、正统观念的影响

有学者的研究指出，隋末动乱的大环境下，无论是政治势力还是兼并的激烈程度，北方都远大于南方。在政治中心在北不在南的大环境下，江南地方的政治势力也基本上呈现江淮—江南—岭南的顺次统治。隋炀帝南下，将行宫设于江北的江都，同时在江南设置丹阳尹，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其影响。

炀帝死后，无论度淮南下的杜伏威、李子通，还是本土的萧铣、林士弘都选择优先自北向南扩张。而岭南地区无论是旧隋官僚还是地方豪强，都处于被北部政权的支配之下。岭南大姓在江都时代基本都服从隋炀帝的统治，炀帝死后如岭南大姓甯长真、地方官丘和、李袭志等选择归顺北方强邻萧铣，而林士弘虽然丢失豫章，势力衰落但依然可以迫使临近的广州冯盎归附。说明在大的政治趋势下，北方对于南方的政治优势已经转化为多方面的现实影响，并引导着江南区域社会的发展。

关于北方对于江南地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正统影响，军事压力与组织形式三方面。这三方面的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江南地区尤其是炀帝死后的政治走向，也是北方统一政权消解江南本土“南朝故事”的政治传统与割据基础的重要方面。

正统是江南本土势力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江南诸政权中只有萧铣以其出身皇族，故而可以坚定地抛开隋室，打出“梁室中兴”的旗号。自大业后期起，隋炀帝的江都朝廷与远在洛阳的越王侗甚至长安的李唐都对江南地区的正统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炀帝大业末年在江都主要的措施即授予江南地方豪强郡县职务，并利用其力量廓清江南民变。许多割据领袖都是在此时接受隋炀帝的任命，并确实进行了平叛活动。江都政变后，弑杀炀帝的宇文化及虽然北上试图保持对于江都周围的控制，因此对周边割据势力广加分封，但江南诸势力对宇文化及均持否定态度，反而选择尊崇炀帝。

如吴兴大族沈法兴破宇文化及所置丹阳郡守。“自署江南道总管。复闻越王侗立，乃上表于侗，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制置百官”。炀帝旧将陈稜虽然响应了宇文化及的召唤，为江都守，但也采取了尊奉炀帝的态度。

稜集众缟素，为炀帝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论者深义之。

此前与炀帝尚处于对立地位的杜伏威，拒绝了宇文化及“署为历阳郡守”的招抚，转而向东都越王侗称臣，“侗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北方在这一时期也兴起尊奉炀帝的法统之争，中原的李密与越王侗议和，接受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的封号，河北的窦建德，以为炀帝报仇为口号，擒杀宇文化及，迎奉萧后及江都旧官，试图将自身包装为隋的继承者。

笔者认为，相比南方，北方政权对隋朝正统的利用是更为现实的，李密受隋封号，是为避免与宇文化及和东都的两线作战，窦建德则是受到江都旧臣的影响所作出的改朝换代的准备。而江南政权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沈法兴起兵初期自称隋室总管，但在领土扩大后，“称梁王，改元延康，改易隋官，颇依陈氏故事”。

沈法兴抛弃隋室，改用梁陈故事的原因是因为“谓江、淮之南指可定”，梁陈故事被视为是脱隋自立的一种方式。此时的沈法兴由于“专立威刑”导致“将士解体”，因此登临王位，复用江南故事是希望借此重新凝聚周边各部支持。而杜伏威则一直使用越王侗所赐封号，越王侗死后又接受了李唐的封号。

杜伏威对北方正统的追随，其实反映了北方强势政权对江南地区的政治压力，杜伏威集团本起自山东长白山贼集团，大业十二年以来由于瓦岗军与窦建德势力的扩大，加之隋军的进剿，长白山贼集团呈现大批度淮南下的趋势，包括孟让、左相才、杜伏威、李子通等武装先后进入江淮寻求发展，炀帝死后，北方的李密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割据政权，江淮各势力中，包括江南大族周法明、长白山旧部孟让等人在内都选择归顺李密，而有“窥觎江表之志”的杜伏威显然不愿如孟让一样接受李密的改编，因此择一名号稳定军心是十分必要的。

而江南之地对于炀帝以及隋室多保有同情，借助有影响、有武力的越王侗无疑是更有价值的。

武德年间李密败亡，中原的新统治者王世充本出自江都军旅，因此更不愿放弃对江淮的控制，武德二年，王世充逐渐控制了河南江淮各地，李唐派出的淮左招抚使者夏侯端为王氏所获，杞州总管李公逸坚守战死，显州首领田瓒杀总管杨士林归郑，江淮西北部基本被王世充控制，王世充以其“魏王弘烈镇襄阳”。

而此时的杜伏威正在江东面临与李子通的军事对峙，难于应付王世充的施压，故而接受王世充主要敌人李唐的封号以求利用李唐牵制王世充。

《旧唐书》武德四年的记载，旨在渲染杜伏威畏惧唐军兵锋称臣的天命，而武德三年，唐军尚在处理刘武周及其残部，而此时是王世充正式称帝的第一年，王郑政权借破李密之威，四面扩张达到极盛。而武德四年杜伏威已经兼并李子通，也不再面临军事困境，而当杜伏威武德四年初定江南时，李唐在江陵和河北已经取得了极大的军事优势，逐步展现了鲸吞天下的趋势。

而偏据一隅的杜伏威无心亦无力对抗李唐，从史料记载来看，杜伏威入朝归唐的决策得到了包括义子部将阚稜、王雄诞、萧义等人的积极支持，辅公跖复叛的失败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诸势力对于接受北方正统并无太大抵触。

二、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

如果说正统选择涉及到江南地区与隋王朝更为久远的政治传统与影响的话，那么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则是江南地方政权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经略江都以来，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一直是江南地方自我整合的重要障碍。

炀帝死后，本在南方多有克捷的陈稜、张镇州失去江都朝廷和北方地区的后勤与精兵供给，战斗力大幅度下降，最终让位于江淮南下的长白山武装。大业十三年以来的第二阶段地方整合中，江淮集团的强势武装力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大业十三年开始南下的杜伏威、李子通军事集团都出身于山东豪杰组成的长白山贼集团，杜伏威和李子通都是出身渔猎手的地方强贼游侠。杜伏威本人勇力过人，在对抗陈稜的战斗以一己之力击垮陈军：伏威因入稜阵，大呼冲击，所向披靡，获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后斩之，携其首复入稜军奋击，杀数十人。稜阵大溃，仅以身免死。

李子通初在左相才军中，“以武力为相才所重”这种团结紧密，能征惯战的强悍武装集团，与江南宗族组织的豪强部曲武装截然不同。江南本土势力与之战斗，往往处于极大劣势，渡江南下的杜伏威和李子通先后击败了在江南征伐中“往往克捷”的名将陈稜，迫使其困守江都，而后杜、李结成实质联合对抗与陈稜相结合的沈法兴，沈法兴在对抗江淮集团的战斗中也连战连败，最后兵败身死。

在江东地区呈现江淮军事集团的压倒优势的同时，汉南地区的萧铣也受到来自北方李唐的军事压力，自武德四年起，唐高祖任命李孝恭与李靖进驻巴蜀谋取从上游进取汉南诸州，萧铣政权在建立初期积聚了相当的军事实力，号称“胜兵四十万”。

但如前文所述，大部以宗族部曲组成的军事力量与李唐专门抽调训练的府兵精锐相比显然难以抵挡，李唐利用峡州总管许绍为战略支点，逐步蚕食江北诸州，萧铣在武德元年与三年与李唐的两次交锋中全部落败，嫡系损失惨重，江陵之战中，唐军迅速击败凭借坚城的萧铣宿卫，不仅打破其固守待援的可能，成为江南诸路不敢进兵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来自北方的势力中无论是渡江而来的长白山集团还是南下兼并李唐甚至李密集团，都拥有更具战斗力的军队，这种战斗力差距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与江南宗族纠合征伐的部曲和郡兵武装不同，北来武装大多经过多年的军事斗争在战斗经验上远胜南军。

其次，相比于南方政权的名望领袖，北来武装的指挥者都更具有军事素质，无论是以勇力见长的杜伏威、李子通还是在北方久经沙场的名将李靖、李孝恭都更具军事才能。最后，长期处于战争中北来武装都拥有更为坚实且利于战争的组织形式，这与南方松散团结的宗族武装集合完全不同。

北来军事集团在组织形式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军事上，以江淮集团的杜伏威和李子通为例，军事独断和集中整编的思想在北方军中普遍存在，杜伏威征伐江淮就致力于通过整编军队强化对军队的控制与战力。江淮群盗争附、伏威选敢死之士五千，号“上募”。厚宠之，与均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战罢，阅创在背者杀之。

糜振玉指出，杜伏威“上募”的组建是其“选锋”战术思想的集中体现，有效地保证了战场初步优势的确立。“选锋”之策在北方政权的军事战略中属于常见情况。李子通攻陈稜，以轻兵迷惑援军“尽锐攻陷江都”，窦建德与高士达对抗河北隋军“自简精兵七千以举珣”，战隋将薛世雄“选精兵数千人伏河间南界泽中......自率敢死之士一千击世雄”。李密称魏公之初“选军中尤骁勇者八千人，分隶四骠骑以自卫，号为内军”。不仅选精兵入军，还配以上将秦琼、程咬金等人为统领。在李唐军中，李世民同样重视选锋。

笔者认为杜伏威“上募”为代表的选锋不是单纯的军事实践，同样包括了利用军令加强对新附武装的控制，以及利用军法赏罚凝聚军心、树立威望的考虑。通过选锋，集团领袖将最优秀的军事力量集中于自身直接统治下。通过选拔军令与颁布军法，原先归附的独立部曲也会在战争中逐渐向部将转变。

选锋以外，选任义子也是杜伏威军中的独特形式，史载“伏威养壮士三十余人为假子，分领兵马，唯阚稜、王雄诞知名”。此外，尚有其部将萧义、陈正通等可能也在假子之列，除假子外杜伏威集团二号人物辅公跖，与杜伏威“少相爱狎，公祏年长，伏威每兄事之”。这种义约而成的父子兄弟关系往往来源于游侠与群盗体系中，如刘武周与宋金刚的交往，就带有游侠义约的典型色彩。

北方因素对于江南社会来说代表着相对陌生的统治模式和政治经验。这种因素外在表现为北方正统对南方的统治意图以及军事压力，内部这表现为进入江南的江淮武装集团对江南进行的武装地域整合。值得注意的北方因素并非南方吸收的北方经验，而更多的是北方外来势力对于南方政权施加的压力。

从此时南北不同军事集团在南方的交锋来看，江南地域社会对于以隋唐为代表的北方正统并无抵触与畛域之见，江南政权所进行的军事抗争也只是以争地与割据为目的，并没有显现出极强的地域性，出身江南的陈稜、沈法兴一样可以和出身北方的杜伏威形成暂时的联合，从这一点上看，隋季的江南更多展现了对于统一的向心力而非离心力。

总结

隋末江南地域社会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其地方整合地完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力的影响。以梁陈故事和自守输诚为政治特色的江南本土势力与重集权、善战斗的北方政权在这一时期是并存的。

南方因素集中体现在江南凭险自守、称雄乡里的地方士族身上，而北方因素则体现在政治与军事压力对割据政权的上层影响中。严格来说，北方因素并未深刻地进入并改变南方社会的基层，但恰恰由于这种坚固的本土治理模式，也使得南方无法通过独立的区域整合来最终形成与北方分庭抗礼的割据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