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灭亡就如同它的建立一样，充满了谜团。

目前，关于夏商周断代考古最权威的研究结论，是1996年5月启动，2022年6月出版正式研究报告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队的这次出手，将上世纪50年代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明确定性为了夏朝晚期都城斟鄩。

此后，大量的考古研究证实，夏商两个政权的更迭，的确是在洛阳到郑州一线的伊洛平原内完成的。

首先是商文化发展序列的完整链条表明，殷墟文化是商朝晚期文化，而郑州二里岗文化则是早商文化，位于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则是先商文化，也就是商族时期的文化遗存，它是二里岗商文化的直接来源。

到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时，下七垣文化沿河南濮阳—滑县—长垣—杞县这条通道，进入了中原地区。也就在这个时候，原本还处于文化影响核心圈的二里头文化，对周边文化的辐射逐渐停止。

具有典型商式特征的鬲、甗、平底深腹罐开始大量出现在中原地区，距离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的地方，修建了偃师商城。与此同时，二里头遗址内部，大型宫室建筑D3、D5先后废弃，原本的宫城之内出现了非统治阶层的文化遗存，表明二里头的都邑属性在下降。

到郑州商城建立时，整个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全部趋于商化，比如：新郑望京楼、荥阳大师姑等多座典型的二里头三期文化遗址，全部按照典型的商式布局进行了重建和改建，二里头遗址彻底沦为了普通城邑。

由于二里头遗址缺乏二里岗下层风格的遗物，而近在咫尺的偃师商城（二者同在洛阳偃师区境内，相距只有6公里）也缺少二里头四期风格的遗存，这说明二里头人和二里岗人的互动很不活跃（暗示处于敌对状态），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演变，并非同一族群的迁徙所致，的确是不同族群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

其次，中国科学院刘皓芳博士通过对从二里头遗址采集的40例人骨样本进行线粒体DNA研究后，得出结论：二里头人群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河南、山东、山西）汉族、西北地区（陕西、青海）汉族、东北地区汉族（辽宁、内蒙）等地人群遗传关系非常近，与南方人群关系较远，而与偃师商城古人群遗传关系则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重建的系统发育树显示，二里头人群与内蒙古东部蒙古族、山西汉族和山东青岛汉族位于同一个支系上。

DNA研究结论，给我们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

一是二里头人和偃师商城人，的确是两个不同文化族群，所以才会导致近在咫尺的二里头人群和偃师商城古人群遗传关系亲密度甚至不如更北方的山西等地，这也佐证了考古得出的夏亡商兴的历史事件确发生在伊洛河。

二是夏朝灭亡后，夏朝遗民的逃亡路线集中在北方，即沿山西这条通道分别向西北和东北方向扩散，并且数量非常庞大，以至于能在分子人类学中体现。

这也不难理解，先秦史书中对夏朝地名的记载有80多条，基本集中在豫西晋南这两个地方。此外，二里文化时期，除了伊洛平原这块直接控制的“王畿”区域，晋南是二里头文化唯一直辖的地方，这里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

这么看来，生活在河北漳河流域的商族群是沿太行山东麓一线进入中原腹地，并最终完成了夏商鼎革的。而被灭国的夏朝遗民则主要逃亡到了山陕和东北一带。

但是，牙璋的考古发现，却与DNA的研究结论，出现了诡异的分歧。

所谓牙璋，就是一种有刃的器物，器身上端有刃，下端呈长方形，底部两侧有突出的鉏牙。牙璋最早起源于公元前2400年的山东龙山文化地区，早期用途可能是一种耕田起土用的农具。

牙璋传播到陕北石峁后，石峁文化族群利用陕西蕴藏含铁量高的墨玉矿这一优势，将农具牙璋改造为了征战用的兵器，特征是锋利薄锐、长度也只有20—30厘米。

在青铜兵器出现之前，石峁族群使用的这种含铁量高的墨玉牙璋，堪称是“大杀器”。《周礼·考工记》记载：“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但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却发展成长度达53厘米的非实用型礼器，器身上开始雕刻各种复杂而精美的图案，并成为夏朝祭祀和丧葬活动的重要器物。祭天拜日、祈年时，夏朝人将牙璋握持于手（下端或有木柄），而死后随葬于墓葬中。

商朝建立后，牙璋的礼器用途并没有被商朝人所沿用，而是遭到了废弃（《史记·封禅书》：“其后三世，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现存的牙璋均被商朝贵族改造成了它用。

所以，玉牙璋也成为夏文化的典型器物。

然而，夏朝灭亡后，牙璋的出土地点，却并没有像夏遗民逃遁方向那样在北方大量出现，反而是沿豫西和豫南，先后在四川、湖北、湖南、福建、广东被考古发现，甚至越南北部的永富省也发现了两件商周时期的牙璋。

上述地区都位于夏朝统治区域的南方，且出土的牙璋仍被当作重要的祭祀或丧葬礼器使用，而不是贵重的“外贸品”。

比如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的牙璋，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牙璋的扉棱扉牙特征接近，且数量庞大，甚至出现了作为组合装饰的牙璋形金箔。在三星对人重要的祭祀场合，握持牙璋成为重要的环节。

这充分说明，二里头牙璋在南方地区的大量发现，绝非是简单的文化互动的结果，而是有夏族群的直接影响，故而才能让南方地区的族群继承并发展夏部族使用牙璋的文化传统，并上升为精神信仰层面的器物。

一方面是线粒体DNA证实的“北遁”，另一方面却是牙璋考古发现的“南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诡异的分歧路线呢？

由于DNA折射的是大量平民人口迁徙方向，而牙璋却是贵族才能拥有的国家重器，所以，我们首先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夏朝灭亡时，占据人口多数的中下层夏人群体选择了北逃，而夏朝上层贵族却选择了南逃。

对此，史书记载也为我们提供了依据。

《吕氏春秋·慎大》记载：“汤故令师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逸周书》还记载“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可见，以夏桀为首的夏朝贵族群体，并未留在夏都斟鄩，而是选择了四处逃散。

而夏朝普通平民的迁徙方向，却恰恰与夏贵族的方向相反。同样是《逸周书》记载：“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徙於鲁，鲁士民复奔汤。”

看来，夏桀的亡国，的确与失去民心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