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还剩十四分钟”。秘书走到周总理身边轻声提醒道，忙着批公文的总理，接下来就要准备接见外宾。

“哦，你们先准备一下，我先去刮下胡子”。周总理略带吃力地扶着椅子起身回复道。

连续工作一天半未曾合眼，如今一口饭没吃，便要准备出席外事活动，工作人员都已忘记，周总理上次休息是多久之前的事。

出发前，工作人员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只等周总理出发一同前往，然而这时的周总理却不见了踪影。

“有人看见总理了吗？”门卫心急如焚地问道，“我们没有看见总理走出屋子啊！”秘书此时也慌张起来。

周总理与工作人员合影

“刚才总理不是说，要刮下胡子的吗？有一会没见了。”

工作人员忽然提醒，秘书这才缓过神来。

一推开洗手间的门，大家伙顿时都哑口无声。

只见总理脸上沾满了肥皂泡，左手拿着毛巾，右手拿着刮胡刀，就这样靠在镜子边，打起盹儿来。

看来总理疲惫至极，工作人员满是心疼，又不忍心打扰，可时间已快来不及。

众人只是默默注视着，那昔日里气宇轩昂、眉清目秀、神采奕奕的周总理，此时已是两鬓斑白、脸色蜡黄的老人。

“且让总理小憩片刻吧，他太累了”。

秘书轻声的同工作人员说道，众人只是互相点头，泪水早已在眼眶里打转。

忽然，一阵慌张的喘气声，打破了这片刻的沉静，只见周总理一个冷颤膝盖微屈，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

这一激灵给工作人员吓够呛，连总理自己都吓了一跳：“怎么回事，我是睡着了吗？”周总理揉了揉模糊的双眼问道。

“是的总理，您太累了，一切都来得及，赶紧吃口面吧”。

秘书温柔地回复到，只见总理擦了擦脸，大步流星走出浴室。

“不吃了，想办法给我整些提神的咖啡糖”，周总理说罢只挥了挥手，便大步跨上车，直奔人民大会堂。

这便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日常。

自从1972年5月周总理确诊膀胱癌之后，或许知道时间不多了，他之后的日子，便是这样度过的。

老一辈革命家就是如此，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且自知时日不多，根本没想过静心养病，只想在生前更多地帮助国家处理政务。

出于对周总理心理上的照顾，医护人员并没有直接告知总理实情，只是默默组织医疗小组，为总理治疗。

而令工作人员诧异的是，总理竟然一句话也不说，甚至连问都未曾问过一句，是总理害怕了吗？害怕听见“癌症”两个字吗？

其实周总理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想过多矫情，最近几年，老战友接二连三病倒，周总理也没少前去医院探望。

多少对老的病情有所了解，再结合下自身反应，再加上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眼神，周总理不问便早已心中有数。

这病落在一般人身上，尚且不说痛哭流涕，至少要精神萎靡一阵，而总理相反，什么话也没有，只是开始加倍工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次的接见外宾，主持召开会议，超负荷工作，俨然成为周总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病了之后，不仅没有时间休息，反而连吃饭的时间都挤出来工作，总理对谁都很慈爱，可唯独在工作上，一天当做两天用。

1972年6月，周总理要主持召开，彻底肃清“反革命势力”的会议，遂乘机前往庐山。

周总理深知此事至关重要，事关保护革命果实，重振国民经济，拯救老一批革命将领，必须亲自出面主持。

与此同时，总理的医疗小组负责人吴阶平，也向党中央汇报了总理的病情以及治疗方案，吴阶平多曾次劝阻总理多加休息。

最后都不了了之，无奈之下，只能对着周总理忙碌的背影，道一声：“总理保重身体，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多么平凡的一句话，听起来丝毫没有养分，但是对于那时的周总理来说，似乎连多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同年8月，周总理答应工作人员的请求，去玉泉山工作，顺便休息一周，主治医师吴阶平高兴得像个三岁孩子。

随即拿出周总理的行程表，好计划安排治疗时间，这计划表不看则已，一看，吴阶平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

“主次召开四场会议，同时安排会见两任国家元首”。

吴阶平难以置信地读着行程表，顿时目瞪口呆。

“这算哪门子的休息？”吴阶平心里想着，想来医疗小组人员也是心疼总理日理万机，但更想要尽可能地维持总理身体机能。

在医生的眼里，病人只有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才能获得医学上认可的结果，但这个人是总理，责任重大，也最“难搞”。

长时间的连轴运转，尚且不说是人，就算是发动机，也要停下来保养一番，可周总理却比发动机还要累。

终于吴阶平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事发当日正值元旦第五日，一大早便听见警卫员，慌张地叫喊保健医生张佐良。

“尿全是红色的，是血！”警卫慌张地喊道。

此时的周总理虽然沮丧无奈，最终只是挥了挥手，让工作人员不要到处张扬此事，以免影响开展工作。

都到这个时候，总理担心的不是自己身体，而是怕影响自己处理公务，放眼全国，能在医院里一面输血一面奋笔疾书的人。

不多日后，邓小平恢复原职，周总理这才算是有了一些时间。

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周总理前往玉泉山仔细做了一套检查，病情大体上算是得到控制。

显然，总理不会就这般无所事事地“维持病情”，没多久后便回到西花厅，立即投入到繁琐的公务当中。

早些时日，因为会见越南总理，双方就为越南提供援助方案，展开激烈讨论，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曾知晓一事。

周总理与越南总理范文同等人合影

那时的周总理，已经连续工作超过30个小时，身体严重超负荷运转。

周总理不仅空着肚子，还拖着患癌的身体熬了一整夜。

在越南总理“喋喋不休”之下，周总理为了保持清醒，用热毛巾不停地敷脸提神，硬是撑下这一场长达十小时的谈判。

次日凌晨，旭日冉冉升起，本次谈判在周总理的睿智之下，双方最终以合理的条件收尾，可周总理的身体，再也不能如此般消耗。

对于“工作狂”周总理，毛主席都于心不忍。

6月20日，党中央传达毛主席的指令给邓超颖：“请恩来节劳，不可大意。”

可时局特殊，事关革命政权，党内外一切大小事务皆离不开总理，要说总理“不听话”，倒不如说是责任使然。

总理身边的秘书就曾记录过，周总理夜以继日的工作景象：

“1974年3月6日，下午三点，周总理已经工作12小时”。

“忽然总理身体不适，极度缺氧，实在支撑不住的总理，不得不躺到床上，一边吸氧，一边批阅文件长达9个小时。”

不管医护人员如何请求，周总理始终不肯停下手中的工作，只得无奈地反问道：“你到唤作我为总理，我可是人民的总理。”

“国家现在的状况，大家心知肚明，我现在不管，日后的问题交由谁来处理？”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到。

自周总理住院以来，直至1976年1月8日病逝，一共做过13次手术，平均每一个半月就要动一次手术。

在周总理看来，只要身体还能抗住，就必须坚持主持开展党中央的各项工作，除了私下批阅公文这些之外。

最后两年，周总理一共会见外宾65批次（含港澳人士），约人谈话220人次，召开会议32次，去医院外看人5次……

这些还尚未计算，前往探望病危老革命家，以及陪同外宾谈话等细碎之事。

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周总理当真是累坏的。

1975年6月，周总理的体重只剩下30.5公斤，瘦弱得像个营养不良的孩童那般。

即便如此，周总理也未曾停下手中的钢笔。

此时的周总理，俨然对自己的生命值有了“大概估计”范围：最多半年，在此期间，不仅一面同病魔作斗争，还一面致力于搞外交。

1975年6月6日，周总理拖着瘦弱的身躯，会见澳大利亚外长威尔西夫妇，次日又会见了菲律宾总统马斯科夫妇。

同行的还有菲律宾总统的女儿与随从，周总理向来重视邻国友人，在会谈期间，因为身体抱恙没能亲自设宴邀请老友。

周总理表示：“我在病中，一切宴会都交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还请你们见谅。”

1975年6月9日，周总理与菲律宾总统亲自见证两国建交，下午周总理又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

六年前老战友的离世，周总理就已心痛不已，这次安葬仪式，为周总理本就病重的身体，再度蒙上了一层精神阴霾。

事毕，周总理也并未就此休息，邻国友人尚未启程，还需要总理的亲自作陪，于是又是一场政治“散步”。

6月16日，周总理向毛主席书信告知自身病情，以及年初手术情况，向毛主席报平安，并且送上关切与祝愿。

7月23日，是周总理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回想起无数次接见外宾时的场景，一切恍若隔世那般。

在交代完工作之余，周总理来到“迎客松”画前，那凹陷的眼窝里，依旧可见深邃的眼神。

在画前驻足良久之后，又陷入无限地沉思当中，想必周总理在回忆这一生，与外宾在大会堂高谈阔论的场景。

那时的自己风华正茂、气宇轩昂，眉宇间透露着共产党人的正气，时过境迁，如今却没有多少时日再回首矣。

转眼间，又过去一个月，刚经过二次治疗的周总理身体薄如蝉翼，由工作人员陪着在北海公园散心。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可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周总理眺望北海，轻声说道。

众人虽然没有将老舍先生的忌日记在心中，倒是周总理内心的这份柔和与细致，让他们备受感动。

1975年9月7日，周总理不顾自身病情严重恶化，坚持会见罗马尼亚政党代表团，这也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参与外交事务。

当与伊里耶维尔德茨交谈之时，周总理一面坦诚道：“我的病不是以人的意志能转移的。”

“邓小平会接替我的工作，我已经没有继续工作的能力了，但是邓小平工作十分出色，你们完全可以抱有信心。”

想来周总理是担心自己不在之后，邓小平工作会遇到阻碍，遂亲自出面，为邓小平获得更多海内外支持。

虽然只有短短15分钟的谈话，但俨然已是周总理的极限，力所能及之处，周总理总能言简意赅地表达出主要思想。

9月20日周总理又要面临第四次大型手术，生死尚未可知，眼看就要被推进手术室，周总理万分焦虑。

“邓小平到了吗？”周总理脆弱又带些焦急地问道，只见小平一个箭步跨过去，来到周总理跟前。

“小平，你工作得很出色，比我做得好多了”，周总理激动地握住小平的手说道。

“我和毛主席会坚决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们这些想打倒小平的人，党和人民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周总理与邓小平会见外宾

周总理对着另一伙人说道：“我忠心于党和人民，我不是投降派”，说罢便被推进手术室。

也许是担心自己下不了手术台，既放不下小平日后的工作，也想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证明自身清白。

终于这场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周总理硬是撑了过来，也许是使命昭然，总理心中有太多放不下的人和事。

这一切都支撑着他，再一次从死神的手中夺回生命。

9月28日，周总理在病床上，又忍痛接见了前往新疆慰问的党中央代表团。

一个月后是周总理第五次手术的日子，至此之后，周总理再也没能离开过病床。

此时的周总理，身体多处器官衰竭，言语功能也逐渐退化，前来探望的邓小平以及叶剑英，都需要俯身贴耳才能听清。

即使身体不听使唤，可总理的内心是无比清晰的，弥留之际还在向叶剑英询问关于台湾的相关事宜。

1976年元旦，周总理再一次从昏迷中醒来，听见广播里有人朗读毛主席的诗词《重上井冈山》。

周总理便让工作人员找来《毛主席诗集》，读给自己听。

每一首诗都是一个故事，一段昔日的热血，一场战役的终结，一个全新的开始。

周总理神游在毛主席笔下的峥嵘岁月里，当工作人员读到一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总理嘴角微微上扬，露出慈祥的笑容。

这是总理的最后一次微笑，是因为毛主席的诗词。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带着对未完事务的不舍，离开了人世，他终于可以长眠于祖国山河，好好歇一歇。

对于后事，周总理生前特意交代夫人邓超颖：不留遗体，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

可那是党和人民最敬爱的总理，人民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会答应，

商量之余，党中央决定按照周总理生前所愿，不保留骨灰。

但是必须让党中央和百姓，好好地与周总理道别，与那个同往常一样，身着蓝色中山装的周总理道别。

周总理走了，骨灰洒在他这一生最热爱的江河土地，正如“我生来无一物，走后就归还于大地”。

时过境迁，西花厅里的海棠花谢了又开，仿佛数十年如一日地等待着，那个魂牵梦绕的主人“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