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中央在江西宁都小源村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右倾保守主义”，他本人也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从此，毛主席就被孤立了，很多人迫于压力，都对他避而远之，甚至重要节日也不敢登门拜访，毛主席后来无奈地说：“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了。”

不过，还是有几个坚持真理的同志，敢在这个时候去找毛主席，比如邓小平就是其中一个。

邓小平是在1931年8月从上海跟随临时中央转移到江西苏区的，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他与毛主席原本并没有什么交集，而是与许多自诩“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一样，在法国、苏联留过学，喝过洋墨水，按理说，他应该和老同学王明、博古走得更近才对。

但是，邓小平一向主张实事求是，经过认真思考总结，认为毛主席的发展策略才是正确的，因此，他坚定地站在了毛主席的一边。

可想而知，邓小平也受到了牵连，遭到了排挤，被打成了“毛派分子”，送到一个小村庄进行劳动改造。

邓小平的遭遇，被他的留苏老同学王稼祥看在了眼里。

王稼祥和邓小平一样，虽然也曾推崇过苏联那一套，但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宁都会议上，王稼祥就是少数支持毛主席的人之一，但因为他的地位高，博古也没敢把他怎么样。

当时，王稼祥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他为了帮助邓小平，就借口自己身体不好，请邓小平回来协助自己办报，博古也只好同意了。

其实，早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就学会了办报，既能写新闻，也能写社论，还会刻版排版、美工漫画，是一个办报的多面手，因此，邓小平很快就到《红星报》走马上任了。

说是报社，其实就两个人，邓小平一人要干几个人的工作，除了向中央的领导人约稿之外，更多的是向红军和革命群众基层挖掘新闻素材。

报社都会邀请通讯员，这些通讯员都是各行各业的编外人员，他们可以根据工作便利，挖掘身边鲜活的新闻素材提供给报社，邓小平就在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中，发展了很多通讯员。

每次重大战斗结束后，那些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拿笔杆子的红军通讯员，就会抓紧时间写好新闻快讯，送到报社。因此，《红星报》越办越好，官气少了，基层气息更浓了，战士和群众都爱读，报纸发行量一下子达到了1.7万份。

这个发行量虽然现在看起来不算多，但是要知道，那个年代识字的人不多，大多数人都是听别人给他们读的，所以，每一份报纸其实都会影响到成百上千人，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不过，邓小平认为，光是介绍这些新闻快讯还远远不够，要让广大战士和群众看到正确的思想，于是，他就想到了毛主席，决定去向毛主席约稿。

毛主席得知他的来意后，又喜又忧，喜的是在这个时候还有人记得他，忧的是自己的处境这么恶劣，很可能会连累邓小平，于是，毛主席就说：“我现在可是一尊扔进粪坑的菩萨，臭得很，写的东西和上面的不一样，你不怕担罪名吗？”

邓小平说：“你只要敢写，我就敢发，没有什么可怕的。”

于是，毛主席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吉安的占领》。

江西吉安是红军第一个攻克的重要城市，攻克吉安非常不容易，先后打了九次，汇集了左倾错误路线和毛主席正确主张的激烈交锋，是非常有教育意义和启发意义的一次战例。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用翔实而又诙谐易懂的笔调，阐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等等游击战的思想，说明了红军为什么适合游击战的道理。

这篇文章刊登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大红军指战员都非常喜爱，纷纷称赞游击战的正确，这也为日后毛主席的重新复出埋下了伏笔。

（参考资料：《毛泽东与邓小平》《胜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重要会议》《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