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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沃克笔下的世界

编辑|沃克笔下的世界

近代俄国是从古老的莫斯科公国发展而来的。但由于各种原因俄国并没有成为一个典型的欧洲国家。

首先，俄罗斯所皈依的是基督教的分支希腊东正教，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罗马的宗教与文化影响居于支配地位;其次，蒙古人的入侵和征服使俄罗斯处于亚洲人统治下达250年之久;最后，俄罗斯缺乏不冻港，致使与西欧建立联系困难重重。

由于这些原因，俄国未能分享1100年以后欧洲的总发展。帕尔默、科尔顿认为，到17世纪，俄罗斯还是与欧洲长期脱离，而与亚洲各民族长期交往。

16、17世纪由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殖民扩张、商业革命推动的世界由分散向整体发展的潮流势不可挡。美洲和亚洲、非洲的一些地区相继沦为西欧的殖民地，并成为正在形成的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整体世界的形成和发展，也给长期封闭落后的俄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使近代俄国政府被迫承受着与国际接轨的巨大压力。

经济上的依附性和落后性是世界整体发展带给俄国的一大压力。西欧很早就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粮食，到15世纪中期，东欧已逐步成为西欧的粮食、肉类、原料产地。特诺克说:“在现代世界经济开始发展时，加入现代市场意义上的西欧经济还不是海外殖民地，而是中东欧国家，它们输出大众消费的食品而输入大众消费的手工业品。”

这样，到地理大发现前夕，通过国际分工初步将东欧纳入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造成了俄国等东欧国家对西欧经济上的依附性。地理大发现以后，海道大通，美洲金银源源流入西欧，引起了西欧“价格革命”，粮价猛涨，促使东欧的领主增加他们的产品生产。

16～18世纪，在俄国大量农民沦为农奴，封建农奴制不断得到加强，农奴劳动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在1730年，500多万农民中只有13%的农民是自由的，440万农奴中，70%的农奴依附于贵族，以后由于自耕农与教会占有的农奴的人数逐渐减少，这个百分比就增大了。

由于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占统治地位，贵族地主对农奴的残酷剥削，使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俄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到17世纪末，在广袤的俄国土地上总共只有30个手工工场，图拉是工场手工业最先发展的地区，但到1660年这里总共7个铁工场中只有119个工人，其中一半还是外国人。

商品经济虽有所发展，但由于俄国缺乏不冻港，且远离欧洲主要商道，致使俄国与西方建立商业联系十分困难，仅有的一点对外贸易几乎全被英、荷商人把持。阿尔汉格尔斯克是17世纪俄国通往欧洲的最大海上港口，港口封冻期长，每年只能进行两个月的贸易。1653年由该港输出的商品占全国对外贸易的75%，但也只有100万卢布。

世界整体发展给俄国带来的政治压力也是十分巨大的。如前所述，随着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造成了俄国等东欧国家对西欧国家经济上的依附性，大大强化了东欧国家的农奴制。

在俄国，根据1649年颁布的《法律大全》，逃亡农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追回;地主对农奴有司法权和警察权。这些规定表明农奴制在法律上得到完全确立。

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造成俄国农奴制的不断加强，间接地给俄国政治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其一，增强了封建领主政治、经济实力，“恢复了中世纪末期在大的封建领地中所存在的那种法律、经济与社会组织”，从而造成封建领主对中央尾大不掉的局面，成为俄国加强中央集权的障碍。

17世纪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伊始，就开始削弱各种代议制机构的权力，但是当时沙皇并没有掌握全部权力，在战争、和平、税收等重大问题上均由高级僧侣、波雅尔杜马、城市贵族、市民和地方贵族代表组成的缙绅会议决定。

其二，由于封建领主对农奴的残酷剥削，农奴地位急剧恶化，迫使农民大量逃亡，加入“哥萨克”的队伍。哥萨克人选举自己的首领，对沙皇保有很大的独立性。频繁的农民起义形成17～18世纪俄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17世纪农民起义中最大的一次是斯杰潘·拉辛领导的，18世纪又爆发了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即普加乔夫起义。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削弱了沙皇政府的统治，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宁。

此外，世界整体发展还给俄国政治带来了更为直接的压力。由地理大发现启动的世界整体发展的直接政治后果，就是地处欧洲西隅的西班牙、葡萄牙同时成为在美洲、亚洲、非洲占有大片殖民地的世界性帝国。

殖民地完全丧失了被征服前的独立;而宗主国的国王、政府和被派出的总督成了统治者，并陆续推行种种殖民地化的政策，使殖民地完全受制于宗主国。17世纪上半叶发生的30年战争及威斯特伐利亚格局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局势，西班牙世界帝国崩溃了，代之以荷英法争霸的局面。

新兴的西欧各国竞相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发展绝对君主专制，改进和扩充海军，展开外交角逐和组织新的同盟集团，以瓜分西班牙世界帝国的遗产，并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变为殖民地。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要么成为宗主国，要么沦为殖民地，这就给当时尚处于落后状态的俄国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压力。

随着俄国与西欧联系的增大，大量的外国人迁居俄国，西方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开始输入，对俄国社会形成了直接冲击。富商与贵族中有越来越多的进口“洋货”，如绘画、地图、乐器、家具，甚至是食品与酒类。

贵族们竞相去西方旅行，他们亲眼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达，因而更痛切地感到俄国社会文化的落后。16、17世纪西欧各国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浪潮方兴未艾，世俗学校纷纷建立，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民众的个人主义意识和民族意识普遍觉醒。

仅以教育为例，法国在1550～1650年间就新建了92所专科学校。荷兰和瑞士各自创办了莱登大学和日内瓦大学。英国在牛津和剑桥增设了新学院，1550年牛津每年入学学生仅为100人，到1630年就上升到了500多名。西方的学校、学院和大学向社会各阶层开放，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踏进了大学校门，从而迅速提高了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时俄国仍然是由一些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组成的混杂人群。由于沙皇政府和教会长期推行愚民政策，俄国的社会文化十分落后，宗教思想在一切思想文化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

居民中识字的人很少，17世纪初诺夫哥罗德一带农民识字的不到15%。民间盛行巫术，迷信鬼神，牧师、巫婆用符咒治病，瘟疫流行。算术、阿拉伯数字不能使用，欧洲人带来的钟被视为不可理解的神物。教会对刚刚出现的西方影响甚为担忧，一位俄国主教公然宣布:“上帝憎恨任何热爱几何的人，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罪恶。”

面对世界整体发展给俄国带来的日益增大的压力与挑战，为了摆脱俄国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早在伊凡四世(1533～1584)时期，俄国对西欧的扩张就作出了缓慢的反应，开始与英、荷等西欧商业国家建立了经济联系，接纳西欧商人，派赴北极、西伯利亚探险，并发动了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立沃尼亚战争。

由于波兰、瑞典等国进行武装干涉，结果不但没夺取出海口，反而丧失了波罗的海沿岸的部分地区。进入17世纪，在俄国宫廷、贵族、商人中要求学习西欧和发展工商业的呼声日高。

沙皇阿历克塞·米哈依洛维奇(1645～1676)率先仿照西欧组建军队，从苏格兰、波兰、瑞典和德国召募军官和专家，甚至召募外国雇佣军，从而开俄国“欧化”改革之先河。

到彼得大帝时(1682～1725)全面确立了以“欧化”为取向的改革路线。彼得死后，虽然俄国出现了一段混乱时期，但安娜·伊凡诺夫娜(1730～1740)、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1741～1761)继续贯彻彼得大帝的重商主义政策，俄国的“欧化”事业继续发展。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则将彼得大帝的事业推上了巅峰。

17、18世纪，是俄国顶着西欧强国的挑战，始终不渝地推行“欧化”改革的两个世纪;是俄国对世界整体发展作出迅速反应的两个世纪。在这两个世纪里，俄国以西欧为榜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近代亚洲所走的道路与俄国完全相反。奥斯曼、波斯、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国，16、17世纪都不失为封建强国，经济上都不失为先进或比较先进的国家，而且都进入了东方的海上贸易。

但对西欧人的闯入和世界贸易，这些国家的封建朝廷却采取了十分愚蠢的对策，社会上的反应也软弱无力。中国明清两朝几度厉行海禁，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日本德川幕府锁国并退出了南洋。

奥斯曼帝国热衷于新的军事征服而退出了地中海与波斯湾。印度人听任西欧人占领果阿和锡兰。亚洲大国的退却，产生了严重的恶果。这首先是从地中海、北印度洋到日本的漫长海域，全部海权和海上贸易亚洲人都丧失殆尽;其次阻滞了东方社会的发展，延长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寿命，这样东方将越来越失去同西方竞争的能力。

相比之下，近代俄国对17、18世纪整体世界发展所作出的反应，适应世界潮流实行“欧化”改革，发展对外贸易，不但俄国消除了被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可能，而且使俄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无疑是17、18世纪世界整体发展的继续和延伸。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压力和困境与当初的俄国是相似的。因此，近代俄国成功的经验对于今天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