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魔幻的一个时代，夹在汉、唐两个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却持续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分裂和动乱。正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的力量空前强大，不仅垄断了政治上的权力，在经济上还享有种种特权，最终成为了一股凌驾于社会和政府之上的特权阶层。门阀士族为了更好地维护其统治地位，直接参与到了帝国的法律和政策制定当中，以确保国家公权力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世家大族的利益。

九品中正制的确立

强化门阀士族统治的有效措施之一便是垄断国家的文化教育权力。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教育往往都与当官相关联，“学而优则仕”是刻在中国人DNA里的观念。政府兴办教育，培养重学的风气，也是出于为帝国存储人才的目的，因此不仅是老百姓寄希望于通过读书获得入仕的资格，就连统治集团也将书读得好不好作为评价人才的重要标志。在任何一个时代，谁垄断了教育，谁就垄断了政治权力。世家大族凭借其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话语权，建立了一套与其政治诉求相适应的选官制度即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

该制度最早建立于魏文帝时期，由曹魏重臣陈群制定，沿用至南朝四个朝代。其逻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中正官对天下的读书人进行评级，分为上下九个等级。二是将评级的结果直接作为授官的依据，也就说中正官的评价直接关系到读书人能否进入官僚系统。最早的评级标准有三个，出身，才能和德行，由于才能和德行缺乏客观的评判标准，依赖于中正官个人的主观判断，所以提高了出身的权重。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正官大多都是出自世家大族，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情往来，久而久之，可选的人才的圈子越来越小，最后只局限于少数几个门阀士族。

令人惋惜的是，本应服务于国家的人才选拔的九品中正制，最终却沦为了维护少数门阀士族统治的政治工具，寒门子弟的主要阶级跃升渠道的堵塞，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局面。

品官占田荫客令的颁布

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经济特权的保障，门阀士族便无法长久地维持其统治。故西晋建立之后，为满足世家大族的利益需求，晋武帝颁布了“品官占田荫客令”。根据规定，官员可以依照官位的高低，占有相应规模的土地，不仅官员本身免于向国家缴纳赋税，就连其亲属和佃客也可以不受官府控制，只为世家大族服务，大量庶族也迫于无奈只得依附于世家大族，为其提供服务、劳役。门阀士族在势力范围内形成了类似于中世纪欧洲领主一般的存在，通过大量兼并农民土地，进而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法律儒家化

门阀士族除了在政治和经济上巩固其地位外，还通过奢靡的生活方式来彰显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追逐门第甚至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门阀士族们自比西周的封建贵族们，宣扬儒家礼教，借此强调向社会大众强调等级尊卑的观念，甚至将儒家的等级尊卑思想制度化，法律化。比如将“八议”“官当”等制度写入国家律法之中，在贵族官员犯罪之时，可以借此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这种同罪异罚的规定体现了西周时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级观念，从而赋予了门阀士族们逍遥法外的特权。

此外，门阀士族们还强调门当户对，鼓励士族之间相互通婚，严禁士族和庶族通婚，即便是优秀的寒门子弟也很难通过联姻实现社会阶层晋升，社会阶层的流动日益固化，上下层的矛盾也愈演愈烈。这种强调社会阶层等级的观念深深影响了世人的观念，甚至到了唐代，仍然将“良贱不得为婚”规定在了唐律之中。

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时期下的必然产物，随着中原大一统王朝的崩溃，整个国家陷入了动荡和分裂，皇权的衰落使得君主无法有效打击门阀士族集团，甚至不得不依附于门阀士族才能维持其统治。可以说，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交替，其背后都离不开门阀士族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