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一个从湖南湘乡那穷乡僻壤走出来来的穷读书生，能够举进士、入翰林而至出将入相，也算难能可贵，而以一已之策、全族之智、集天下之力而在清末风雨飘摇之际创办军队、抵抗内乱，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就对晚清政坛的影响和对未来中国的走向来说，其影响力之大，在晚清政坛来说，堪称绝无仅有。

不过，对于曾国藩的是非功过，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褒之者说曾国藩是晚清同治中兴第一功臣，中国近代化先驱。

也确实，曾国藩一生读书、治事、立功，都是一流的人物做得一流的事业，他所培养的人才，其中，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容闳等人，都是在晚清政坛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响当当的人物，至于袁世凯，还是他的徒子徒孙呢。

梁启超评价说：

“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甚至称颂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

简直是把曾国藩抬到了“圣人”一般崇高的地位。

当然，对于曾国藩也有“贬”之者“说”。

比如南京收复后，他领导的湘军大肆烧杀抢掠，因此得了一个“曾剃头”“曾屠户”的绰号。有“清史研究第一人”之称的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评价太平天国为民族革命的先驱，说曾国藩剿灭太平军，有违民族大义。历史学家范文澜更是义愤填膺地说，曾国藩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动都以反革命的内战为中心，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妥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刽子手”。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面对历史人物，每个人都可以品评一番，角度不同，褒贬不同。但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实事求是地来说，曾国藩大体上是一个知行合一而追求立德、建功的人，从这一点来说，所有的选择都有其选择的动机。那么，作为一个以儒家思想作行动指南的读书人曾国藩，他为什么顶着“屠户”的骂名，也要剿灭同为汉族的太平军？他内心深处的动机，又究竟是什么呢？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后更名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人。曾国藩出身于相对宽裕的农民家庭，家里一直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曾国藩从小跟随父亲在家乡私塾读书，举秀才之后，又在相继在湘乡涟滨书院、长沙岳麓书院深造。

道光十八年（1838），28岁的曾国藩考上了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检讨、四川乡试正考官、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等职，可以说，在返湘丁忧之前，曾国藩一直在北京做官，时长达十余年。期间，曾国藩凭着自已的学养、品格、能力，从一个普通翰林庶吉士一步步高升到二品官位，据说他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在士大夫间传为美谈。同时，这一经历，也使他增长了见识，积蓄了人脉，提高了能力，为后来成为中兴名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从1811年出生到1838年中进士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除了不谙世事的幼稚期外，基本上是求学应试期，从秀才到进士的准备之中；

从1838年到1852年这十多年，为其居京任职期，也就是上述“十年七迁，连跃十级”的上升期；

从1852年至1864年这十多年间，主要是组建湘军，组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为平乱时期，也可谓“出将”时期；

从1864年到1872年去世止，先后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要职，拜武英殿大学士，封爵一等毅勇侯，官居正一品，荣膺百僚之长，为参与国家大政期。

从曾国藩一生所学、所勤、所持、所求、所向来说，从曾国藩一生做人、做事来看，从曾国藩一生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懈努力而言，他之所以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内心深处的动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忠君爱国思想的敦行。

我们不赞扬皇帝，但对于在封建时代忠君的大臣，却不妨给予理解和赞美之词。一个人在朝任事，勤奋、廉洁、正直、忠诚，都是令人钦佩的良好品格，尤其是那些为君王建言献策而不遗余力者，为君王了却天下事而奋不顾身者，都是值得人敬仰和钦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在社会上立足的人，他给予人最初的印象就是是否是一个奉献社会、勇于担当的人。

古人说，“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角色，都必须有他自己的担当，君要贤，臣要忠，这才是国家发展应有的样子。

所以对于曾国藩来说，忠君既是传统中国最大的美德，忠臣的忠君，并非特指一朝一姓，他所努力的是一种精神导向，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家国理想，就是通过忠君来实现爱国，通过爱国来实现爱民，通过爱国爱民来实现他一个儒生最大的人生价值。

有人认为曾国藩没有民族思想，忠于异族皇帝，是满清的镇压汉人的帮凶，在民族大义上有亏，是一个汉奸。

这其实是误解了“汉奸”的意思，真正的汉奸，是指在汉族政权没有灭亡以前或灭亡过程中效忠和私通外族敌人的人。而曾国藩组建军队对付太平军的时候，清朝都已经存在200年了，如果说曾国藩是汉奸，那么在中华民族所有版图之内的汉族人，凡是读书、纳税、服役、做官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汉奸。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过去，不能以狭隘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人物的正常生活和追求。

如果超载了这点狭隘，我们就能理解曾国藩。作为读孔孟之书出身的读书人，作为以程朱理学为遵循的道德家，曾国藩在守持上是归依于三纲五常的，他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28岁举进士，在仕途上一帆风顺，37岁即官至二品大员，曾言：

“予得超升内阁学士，顾影扪心，实深惭悚！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

对皇帝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曾国藩不好高骛远，是一个脚踏实地、务实性极强的士大夫，他认准的事情，从不婆婆妈妈，而是自始至终，拼命到底，他认准了家国理想就是自已的前途，忠君爱国就是自已的方向，因此所有需要，一概敦行。

二是保护传统文化的驱使。

平定太平军的最大动力来自于对文化和传统的保护。

我们在评价曾国藩做人任事的同时，我们来看看被人誉为“民族革命的先驱”洪秀全领导下的太平军们都做了哪些事。比如，洪秀全利用一本叫作《劝世良言》的书感化农民，先是把供奉孔子的牌位撤掉，改为供奉上帝，说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是他哥哥。

比如他命令太平军将孔子庙全部捣毁，甚至毁掉寺庙，让百姓改弃孔教、佛祖，改信基督教耶稣。

比如，洪秀全把孔教的书籍列为“妖书”，全集全部烧毁，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律处斩”。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触犯了曾国藩所有安身立命的信仰，他要剿灭太平军的一切遵旨和归依，都是洪秀全对孔教的破坏，对精神遵循的破坏，所以曾国藩的勇气和底气，来自于对孔教的维护。

1854年，曾国藩颁布了《讨粤匪檄》，檄文中的核心思想就是痛斥责太平军拆孔庙、毁寺庙的恶劣行径，之后曾国藩就带领他训练的湘军，向太平军发起了总攻。

三是爱民情怀使然。

曾国藩有民本思想，这在他的奏折和日记中多有体现，他的爱民与忠君是一体两翼，他曾“立志爱民为主”，他曾在《禁扰民之规》中明确要求部众“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要义。”

有趣的是，他还亲自创作过一首军歌《爱民歌》供军士吟唱，其中有句说：“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为了减少湘军因为待遇少的问题向百姓索取，曾国藩还在制度上努力替老百姓考虑，比如他规定禁止拉夫，就是禁止抓壮丁；

比如他提高军官待遇，湘军营官每月工资达200两，是满族绿营兵的2倍，让丰厚的待遇遏制对百姓的骚扰和掠夺（效果另当别论，但动机确实如此）。

无论是在征兵过程中，还是筹集军饷过程中，曾国藩都在努力减少对老百姓的盘剥和骚扰，比如他的军饷都尽量不直接取自百姓，而是创立厘金制度，从盐税中获得，目的都是为了不剥削老百姓。

曾国藩一生可以让人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例如他主张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等等。

这些都让是他在官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所在，尤其是他的家书、家训，更是后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