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戊戌变法，出现很多“君子”。但在我看来，真正称得上“大英雄”的，只有谭嗣同。这里面最牛逼的人物，也绝非我老乡康梁，而是“湖南骡子”谭嗣同。

说他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是说他的见识之高、气魄之大、死志之绝都超出了同道；誉他最牛逼，则指的是，中国历史走到此际，其实要数他影响力最大。

比如，当时前后，维新变法也好，继之的保皇运动也好，再往后的长江自立军战役也好，甚至就连辛亥革命的倒满运动，都处处可见他的身影。

当时的新旧两派，其实都最服他谭嗣同，几乎找不出第二人有此威望。

图：谭嗣同（左2）和长沙时务学堂教习

维新变法就不说了，自立军起事，其主导者唐才常就是他的刎颈之交，两大统领秦力山、林圭都是他弟子；辛亥革命起，领导人黄兴就是谭嗣同叔叔的门生，与谭嗣同交谊匪浅。据张伯桢说法，唐、秦、黄等人当初会毅然起来排满，一个很大缘由就是谭嗣同“冤死”给的刺激，他们要“复仇”。

杨廷福写《谭嗣同年谱》，就明确说，后来的孙中山、章士钊、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等，都视谭为先驱偶像，称为启示者，骂康梁则非常狠。甚至再往后的毛先生，都和谭嗣同有莫大渊源：他们不只是湖南同乡，当初谭在岳麓书院主讲时，有一位铁杆粉丝叫杨昌济，而杨后来教出一个得意门生，并把爱女许配给他的人物，就是我们更熟知的毛先生。

谭嗣同实是晚清政治运动的枢纽人物，更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英雄豪杰，一心为国，没有私欲，有难逼来，虽千万人吾往矣，凛凛然国士之风。其余如康有为等人，貌似变法领袖，号称“维新”，宣称“保国”，其实根底是“护旧”，也羼杂太多私欲，并不纯粹。 所以一旦所愿不遂，马上“保皇”，逻辑上一点都不奇怪。

想当日，变法失败，康梁当死而不死，谭嗣同可不死而送死，本身都在说明一些问题。

谭嗣同明明可以逃走，却偏偏执意将生死抛在一边，最主要原因他自己早就言明：他自投罗网，是“死事”而非“死君”。

至于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害怕连累家人，不得已留下云云，我们国内的戊戌变法第一号研究专家茅海建先生早在他那些考证文字中说明了：即便谭当日贪生怕死逃走，谭父谭继洵也早预备应对之方，并不至于受到过重的牵累。

说白了，老谭最后所走的，是一条爱国不爱慈禧太后的不归路。这一点，恰恰是谭嗣同比之康梁亦或“戊戌六君子”，思想上更加卓越、更加超前、更加清醒的地方。谭嗣同虽然名义上是康梁一党，但实质上他们是有政见分歧的。

我们现在重读谭嗣同的一些著作，比如《仁学》、《寥天一阁文》等等，并不难明白，谭嗣同虽然出身满清体制内高干家庭，妥妥“官二代”，但是他反异族统治与推到君主专制的愿望极其强烈。

说起来，他既是维新变法的核心参与者，也是革命党人的前导，而他的思路核心，在于国家强盛、机制民主、人民富裕，实行改革，救亡图存。他认为，在哪个阶段就行哪种方案，并非完全没有调解的余地。尽可能温和维新，必要时也会争取兵变，这就是谭嗣同。

所以，新旧两派，他都有联络，但用意不是两头押宝，而是在寻找一切可能的同道，寻求最合适的救国方案。

谭嗣同的寻死，从他著作逻辑来看，完全不是搞什么“尽忠死节”的玩意，而是寄希望可以唤醒民智。至少，可以触动民心。

他对尽忠死节那套伦理纲常，态度是非常鄙视的。他最大的用心，是希图由此可以“开民智”，即奉献出自各的生命与鲜血，以唤醒民众的觉悟。他早就认为说，温吞吞的变法也好，刀光剑影的革命也罢，都不是解决问题的重心，如果大众的“觉悟不醒”，那些独夫民贼继续运行洗脑的工具，中国社会是永远地“黑暗否塞、无复人理”。

谭嗣同的这种思路，是非常超前的，实质上也为后来近百年的中国人杰们所继承。我自己读谭嗣同，就常常被他思想的远见所震惊。他面对劝离者，说的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于是，1898年9月28日的早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一代豪杰谭嗣同，面不改色中被押赴刑场，脖子被砍了30多刀才死。据彼时亲历者回忆，那哪是砍头，分明就是在锯头。

谭嗣同的死志当然是极其坚决的，自始至终没有半句讨饶，对他的意志力无需半点怀疑。

只是，坦白说，多年来，其实我一直都挺疑惑，就是在告别世界的最后一刻，谭嗣同到底有无生出一丝一毫的悔意：

他之寻死，目的在以自己的血“开启民智”，可是当他奔赴刑场时，北京的民众并无一人为他欢呼，而是幸灾乐祸，群起攻之，烂菜叶、臭鸡蛋纷纷砸向他，并且疯狂喊叫着，“乱臣贼子，杀死他，杀死他”。

有的，甚至手捧着碗盆，就等着他鲜血随着铡刀冒出，好接点回家饮用。我始终不好想，当此时，谭嗣同到底什么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