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在纪念亚里士多德诞辰2400年的学术会议上，考古学家希马德斯表示已经“基本确定”亚里士多德的葬身之地，位置在亚氏出生地斯塔吉拉，距离希腊塞萨洛尼基东部约40英里。

希马德斯“基本确定”的理由是：建于四方大理石地面的仓促建成的穹形拱顶建筑墓地，古文献中提到的祭坛，那条通往墓地的古希腊风格的道路等。总之，证据是建筑风格和地理位置。

当然，希马德斯自己也说“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是亚氏之墓，由此就是“基本确定”。这让笔者想到了英国学者肯•达克考证耶稣童年住所时的逻辑：如果没有“好的理由”，那么就不能推翻这里是耶稣童年住所的论断。

亚氏之墓的以上考证，显然是不足为信的，但更大的问题是，亚氏背后的古希腊文明考证也很难让人信服。

其实，被很多国人深信不疑的古希腊文明，即便按照西方学者的研究，它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在《黑色雅典娜》中，英国学者马丁·贝尔纳深刻分析了“古希腊叙事”的形成，是从“古典模式”转向“雅利安模式”。其中，古典模式显示的是古希腊是古埃及等的殖民地，但古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纯洁的童年”，古希腊又怎能是外来政权的殖民地？于是，作为“纯洁童年”的雅利安模式闪亮登场，就变成了如今的叙事模式。

虽然马丁·贝尔纳的观点未必正确，但可以看到如今的“古希腊叙事”，至少说并不一定是真相，有可能是被人为塑造出来的。

古希腊的更大问题，来自西方史书描述与考古、与社会发展规律严重不一，书中的古希腊与真实的古希腊似乎不在一个世界。

就以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来说：古希腊时代有200余个城邦，意味着有200余座城市（今天希腊325座城市，但第五大城市只有10万人，因此其中很多城市相当于中国的村庄，甚至都不如），其中雅典数十万人口，城市存在约800余年，以中国考古发现看，那么希腊可谓遍地遗址，尤其是雅典这些大城市，墓葬、包括陶器残片在内的大量生活废弃物、各种生产工具、武器装备、冶金制陶遗址、造船厂和码头遗址等，但考古事实却是屈指可数，少的可怜。

如果更深入的进行定量分析，比如分析古希腊耕地、粮食、人口、科技演化链等，那么如今的古希腊叙事根本就是漏洞百出。

因此，虽然不能据此说古希腊是伪造，但至少可以说古希腊文明水分很大，可能超出想象的大。

问题在于：如果古希腊文明更多的是“水分”，那么西方史书中以“希腊”命名的一些科技产品，比如“希腊火”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对此，英国图书馆暴露线索，给出了一个另类答案。

近两年来，一些中国学生在英国的图书馆中，发现了很多记载中国古代科技的书籍，其中包括火药火器船只桥梁等制造，还有中国的各种航海图，甚至还有一幅蒸汽机图——用中文标注各个部件。关于这些发现，其中两点非常关键：

其一，书籍是用英文编写，但许多重要的图表和标注却依然保留着中文。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其他介绍可以用英文，但尺寸部件等不好翻译成英文，且翻译容易出错，因此最好还是原文。

其二，宋朝《武经总要》中的“猛火油柜”，每个部件都标注了锻造要求、材料配比甚至故障排除方法等，这是典型的中国发明，却被标注为Greek Fire——“希腊火”。

西方近代科技的源头，是不是主要在中国，这个话题暂且不谈，但将中国发明标注为“希腊”，这个“希腊”肯定是指“古希腊”，这就耐人寻味了，不禁让人想到古希腊的各种先进知识，它们是古希腊人自身的成果，还是窃取其他文明的成果、然后贴上古希腊的标签？

上图，Greek Fire应是希腊火、而非希腊火药，图中说有拼音，但Greek Fire后面括号里的字母看不清，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以希腊考古来看，真正遗址中出土的文物，背后折射出的古希腊，肯定不能说文明的荒漠，但至少相比中国的话可以说是“不值一提的、微不足道”。这种状态下的古希腊，显然不太可能有西方叙事下的“古希腊辉煌成果”。

因此，联系到将中国发明标注为“希腊”，那么所谓古希腊辉煌成果，大概率只是西方窃取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成果，然后贴上“古希腊”的标签而已。类似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比如24节气一度被说成是古希腊成果，但中国气候特征、以及考古发现证明24节气肯定是中国发明的，还有犹如云南汽锅的“希腊式蒸馏技术”，其实在中国一脉相承，考古发现商朝中国早已有之等。

总之，以希腊考古、耕地人口、技术演进等来看，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大概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文明。所谓“古希腊文明”，应该是西方塑造出来的，其中很多先进知识实质是其他文明的，只是被冠以“古希腊”的名字而已，用以降低其他文明影响、美化古希腊文明——进而美化欧洲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