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安国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又一位重要将领。与周亚夫不同的是，韩安国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朝堂之上，都表现出一种稳重的姿态。无论是追随梁王刘武，还是面对朝中的窦太后、丞相田蚡，乃至后来的汉武帝，都显得游刃有余。

因而他得以在朝中平步青云，由梁国内史升任御史大夫。但即使如此谨慎，他还是因为与武帝在伐匈奴问题上意见相左，最终也难逃被统治者抛弃的命运，郁郁而终。

一、稳中防守，平叛立功

韩安国是梁孝王刘武手下重要的谋士，担任中大夫，是刘武在七国之乱时期十分倚重的内臣。对于韩安国参与七国之乱的平定，司马迁只有简略的记载：“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於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

但是韩安国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的作用却不能忽视。由于梁国地处长安以东，紧靠洛阳，是国都长安的重要屏障，梁地的得失成为是否能够平定叛乱的关键。韩安国在梁国东部采取稳固防守的战法，加之将军张羽的力战，使得吴军速战速决的目的破产，始终不能越过梁国向西进犯长安，同时这也极大配合了周亚夫“断其粮道”的战略，为汉军平叛做出了重要贡献，韩安国也开始名扬汉朝。

二、工于心计，胸有大略

司马迁在对韩安国用兵特点进行概括之时，用了“持重”二字。其实不仅在战场之上排兵布阵如此求稳，在处理政务以及与朝廷各方人物的交往上则更显其老成稳重，工于心计的一面。正因为如此，韩安国才得以由梁国逐步走入内廷，成为朝廷重臣。帮助梁王处理与景帝的关系，是韩安国与汉内廷结交的开始。

梁王凭借窦太后的宠爱以及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大功恃宠而骄，不仅上书索要国中两千石以上官吏的任命权，而且在宫殿建造以及出入仪仗上与天子的规格相比拟。这种僭越行为当然为景帝所不容，于是和梁王的关系日渐疏远。

梁国朝见的使者以及梁王的所作所为，也为窦太后大加申斥。在景帝和梁王的关系水深火热之际。韩安国受命担任梁使，前去化解矛盾。韩安国并没有如同一般使者那般当面直接陈词，而是“曲线救国”，先去游说与景帝有亲密关系的长公主刘嫖。韩安国见长公主就掩面而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韩安国一开始就公开发问：“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太后曾弗省也？”这一问出语精巧，“不言帝怒之，而直指太后，立辞有旨”。既阐明了梁王非不忠不孝之人，又避免了与景帝之间发生冲突。随后他又以吴楚之乱时梁王奋力平叛之功来极力表现梁王之忠，显示出太后斥责梁王是拘小节而舍弃大义的行为。

然而即使梁王有功，越礼的行为仍然需要合理的解释。这时韩安国充分显示出他早年精研杂家之说的优势，解释到：梁王的父兄都是帝王，他出巡称“跸，回宫称“警”与天子无异则并无不妥。

并且梁王的车骑都是先皇和景帝所恩赐，在国中使用它，正是为了天下人知道梁王与景帝、太后的关系的亲密，但梁王这样做却遭到太后的申斥，只能悲痛而无可奈何。这种“将极大事说得雪淡，难事说得冰冷，且句句推到太后与帝身上”的辞令极为精妙。使太后与景帝无法反驳，怒意自然就完全消除。

果然窦太后听完长公主的转告后，认为找到了缓和梁王与景帝关系的办法，果然大喜。景帝听后也十分惭愧，随后和梁王关系日益亲密。韩安国也因此得到了太后和长公主千金的赏赐，从此与太后等人关系密切。后来梁国内史空缺，韩安国果然被太后保举，向进入内廷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成功处理公孙诡、羊胜危机使得韩安国再一次与汉廷有了接触的机会。公孙诡和羊胜是梁王手下的得力谋臣。他们奉梁王之命刺杀大臣袁盎后被藏匿起来，景帝多次遣使去梁国抓捕而没有结果。韩安国听闻二人藏于梁王府邸，便掩面而泣前去劝梁王将二人赐死，以回报朝廷。但梁王认为自己是皇帝至亲，不听劝告。

韩安国话便锋一转：“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以父子关系之问破之，梁王骄纵之气被瞬时瓦解，只得说：“弗如也。”梁王锐气被瓦解后，韩安国又用文帝因高祖在世而不得临政、太子刘荣被景帝废为诸侯二事，引出“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之道。

并警示梁王，景帝之所以不追究责任是因为太后的缘故，太后一旦驾崩恐怕您会后患无穷。这一发人深省之语最终击破了梁王的心理防线，果然“语未卒，孝王泣数行下”，随后韩安国命公孙诡、羊胜二人自杀并让汉使向朝廷通报，危机最终化解。

景帝和窦太后听说此事中韩安国出力最多，更加看重他的才能，韩安国与朝廷的关系则更加密切。韩安国真正得以走上三公之位还是在于其结交了王皇后的弟弟田蚡。梁王刘武死后，韩安国因犯法失去了在梁国的官职，闲居于家。

建元年间，田蚡因为王太后弟弟的身份而成为当朝太尉，大权在握，韩安国便携带价值五百金的财物赴长安结交田蚡。田蚡果然在王太后面前举荐韩安国，汉武帝也听闻韩安国是个贤能之人，便任其为北地都尉，后迁为大司农。后来闽越和东越发生战争，他与大行令王恢一同前去平叛，最终迫使闽越杀其王而归降。

因为军功以及与田蚡深厚的交情，他在建元六年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至此韩安国正式入朝廷为官，走上了人生的巅峰。虽然韩安国“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于忠厚焉”，并且贪恋钱财。但是它仍然是拥有大略之人，始终为国家大计考虑。

他向国家举荐的多是清廉且才能卓越的人，像胡遂、臧固、郅他等都是天下名士，在朝皆受到武帝的重用。尤其是壶遂，曾与司马迁修订律历，官至詹事，被司马迁称赞为“内行修洁，斯鞠躬君子也。”

三、坚持和亲，郁郁而终

韩安国的“持重”使得他在景帝一朝和武帝前期与各方势力周旋时能够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面对汉武帝这样一位“大有为”之君，他在政治和军事策略上的稳扎稳打，逐渐不符合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因而最终结果只能是慢慢在朝廷中被边缘化，最终为武帝所抛弃。

在对匈奴问题上，韩安国是坚决主张维持高祖时期以来的“和亲”政策，反对与匈奴开战。他认为千里奔袭与匈奴决战，得不偿失：一方面“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居”，汉军即使出击也很难找到匈奴军队的确切位置，不便与其展开决战。

另一方面匈奴所处的地方偏僻，土地贫瘠，“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彊，”汉军奔袭千里与匈奴交战，只会人困马乏，而匈奴却能够以逸待劳，趁虚而入。既然进攻不便，则不如与匈奴和亲。从韩安国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是充分考虑了汉军和匈奴双方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合理判断的，因而群臣多数赞成韩安国的意见，主张对匈奴“和亲”。汉武帝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只能暂时同意维持与匈奴的“和亲”。然而韩安国作为一介臣子，是无法阻止武帝对匈奴的战争行为的。

虽然武帝表面同意“和亲”，但仍在积极准备对匈奴的作战。“马邑之谋”是武帝就是对匈奴亮剑的开始。元光元年，武帝采纳了主战的大行令王恢的建议，让边地商人聂壹诱使单于劫掠马邑，并在马邑四周埋伏二十余万汉军准备围歼匈奴单于的主力。此战虽然因为消息败露而未达到目的，但是这反映了武帝已经下定了与匈奴开战的决心。

这种情况下韩安国坚持“和亲”政策，即使符合汉王朝的实际，显然也是不能为汉武帝所允许的。加之他的政治盟友丞相田蚡因武帝的亲政而逐渐失势，因此他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不保。

田蚡死后，韩安国代理丞相之职，但武帝之后以韩安国导引车骑，足疾严重为由，改任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并在他病愈之后，由御史大夫先后降为中尉和卫尉，彻底将他排挤出汉朝的决策层面。元光七年，韩安国被武帝进一步打压，被外放至渔阳郡驻守。因误听匈奴俘虏的情报，而对匈奴疏于防范，导致匈奴劫掠大批人口、辎重。

武帝好大喜功，当然不会允许这种失败出现，便以此为借口，以匈奴将在东方入侵为由，将其贬至更为偏远的右北平，从此再也没有重用韩安国。此时卫青和霍去病因为外戚身份和在匈奴作战中军功卓著，受到皇帝的宠幸，韩安国自知自己的策略最终不能为武帝所采纳，自然心中不快，最终在元朔二年呕血而死。

三、总结

韩安国此人与大多刚正不阿的将领不同，他可以很好游刃于战场和朝堂之上，且贪恋钱财，也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攀附权贵，但不可否认，他的确是一个心性沉稳、工于心计的将领。

尽管他处世圆滑，可以很好地平衡各方势力，但由于他政治和军事过于平稳的性格思想，与朝堂统治者不符合，最终还是难逃被抛弃的下场。“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历朝历代开国功臣，最后必然的下场，只有极少数的能够功成身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