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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新一届合纵联盟初具规模，山东六国只有楚国暂时置身事外。看上去又该兴起一轮声势浩大的五国伐秦军事行动，眼看着联军组织成型了，也终于向西开拔了，但问题是，5国当中，至少有赵、齐、魏、燕4国各怀鬼胎，只想出工，不想出力。

赵、齐、魏都想借着合纵事业把盟友们牵制住，自己好趁机侵吞宋国领土，燕国则刻意摆出低姿态侍奉齐国，就像当年越王勾践侍奉吴王夫差一样，为的只是一旦时机成熟，就捅出致命一刀。那么可想而知，这样一支联军，无论规模多大，都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的。

今天战国史研究的主流看法是，这一次五国伐秦，联军内部不断爆发矛盾，赵、齐、魏每一家都既想抽冷子强攻宋国，又得时刻提防另外两家，不许他们对宋国染指。时任魏国总理的孟尝君又跟赵国大将韩徐为暗中谋划，准备联合伐齐，这背后不知道有没有苏秦的努力。

这种时候，秦国应该拿出怎样的应对方案呢？

按说秦国不会怯战，但如果严阵以待，跟合纵联军死磕的话，确实不够聪明。因为联盟关系通常都不稳固，凝聚力的唯一来源就是共同的强敌。这就像古代国家的经典治理模式：内部矛盾越多，就越需要设立一个强大的外敌，就算真不凑巧，就是找不到这么一个强大的外敌，那么编也要编一个出来。

《诗经》有一句名言：“兄弟阋（xì）于墙，外禦其务（侮）。”这话的本义是正面表彰兄弟情谊，说兄弟之间就算闹了矛盾，但面对外人的欺负，还是会联手同心，一致对外的。这个道理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作为外人，不妨先服个软，等等看，只要外部压力一消失，兄弟之间又该打得鸡飞狗跳了。

等到这个时候，外人再去找兄弟当中的某一个或者某两三个，摆出拉偏架的姿态，一道收拾另外的兄弟。收拾完了之后，再搞新一轮的分化瓦解拉偏架。这是历史上不断上演的经典打法，大到国际战争，小到办公室政治，“吾道一以贯之”，都是这么一个模式。

所以站在秦国的角度，这个时候与其严阵以待，不如握手言和。

于是，秦昭襄王废除帝号，重新称王，还分别还给了赵国、魏国几座城邑，大家以和为贵。轰轰烈烈的一场五国伐秦就这么草草收场了，只是在合纵阵营看来，帝号也废了，地盘也收回来了一些，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再没有更好的结果了。

我们以今天民族国家的价值观来看这件事，就会很难理解秦国割地的举动——明明打得过，至少也有一战之力，怎么打都没打就把土地割让出去了呢？一寸山河一寸血，秦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秦国人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怎么说割让就割让了呢？到底是谁做的这个决定？一定是秦奸！

但战国人还没有寸土必争的意识，土地和城邑对他们而言可以是财富，可以是棋子，可以是筹码，可以巧妙投资，可以谋篇布局，可以当弃子，可以做围棋术语里的劫材，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动用工具理性就足够了，并不容易牵涉价值理性。

以上联军伐秦和秦国的应对经过，虽然看似简单，背后却是很多学者一点点从《史记》《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等等史料当中小心拼凑出来的，时间线其实很难梳理清楚。司马光就没做这么繁琐的考据工作了，只是根据《史记》大开大合，完全没提这一届的五国伐秦，更没提秦国割地求和的事情，而仅仅提到秦昭襄王放弃了帝号而已。

如果我们采取治史的角度，那么就该站在前辈学者的肩膀上，小心翼翼地争取多破解一点历史真相。但如果采取观念史的角度，那么历史真相反而没那么重要，因为，就算拿出如山铁证，结结实实推翻了《资治通鉴》的这部分记载，但无论在司马光以前还是司马光以后，古代知识分子读到的历史大体上就是《资治通鉴》所呈现的这个样子，他们所收获的历史经验和汲取的历史教训也正是从他们看到并相信的历史叙事版本里边生发出来的。

正是他们一代代人的所见、所思、所感，而不是后人考索出来的历史真相，在他们各自的历史与人生当中发挥着真实的影响，渐次塑造出一个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想象，又在这共同的记忆与想象当中一砖一瓦地塑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或者说国民性。然后像沉积岩一样，一代又一代人活泼泼的现实，凝结成一层又一层冷冰冰的沉积。而当你我这些知晓了沉积密码的后人，以温暖的手掌触摸历史岩石的横截面的时候，同样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想象才能赋予我们共情和同理的能力，使我们在冷寂中被突如其来的暖流击中。

所以，《资治通鉴》的叙事，绝不会因为失真而失去价值。我们在《资治通鉴》的记载里，从秦昭襄王废除帝号开始，看到了另一种历史走向：秦国对赵国终于翻脸了，出兵拔取杜阳。战事持续到第二年，也就是周赧王二十八年（前287年），接连拔取赵国新垣、曲阳两座城邑。

新垣这个地名值得解释几句。古人但凡大规模搬迁，一般会在新址沿用旧名，而为了区别新旧两地，表示新址的旧名之前会加一个“新”字。所谓新垣，意味着曾经有一个地方叫垣，当地人迁到新址，就把新址称为新垣。

这其实是全世界地理命名的通例，比如美国的纽约，字面意思就是“新约克”。人名会从地名来，这也是全世界命名的通例，前边讲过一位装神弄鬼的名人辛垣衍，辛垣作为复姓，就是从新垣这个地名来的。

话说回来，到了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年），秦国由司马错统兵出击魏国河内地区，迫使魏国割地求和，这回割让的不是普通城邑，而是魏国旧都安邑。凡是建都的地方，通常都有国君列祖列宗的公墓。魏国把安邑一割，等于把祖坟交给了秦国。但秦国这一次比较温和，好好收下了土地，把当地居民迁出了安邑，由着他们回归魏国。

那么问题来了：秦国要了一座空城，就让它这么空着吗？

《资治通鉴》没给解释，朱熹在编订《通鉴纲目》的时候感到有疑惑，去查《史记》，于是把司马光的原话“秦出其人归之魏”改成了“秦出其人，募民徙之”。经过朱圣人这么一改，后辈儒家学者又去琢磨其中的微言大义了。但抛开政治哲学不谈，只看史实叙述的话，朱熹的修改确实让事情明了了起来。

当然，朱熹的“纲目”必须简明扼要，所以他还是讲得过于简略了，详细一点的答案要在《史记》里找。《史记·秦本纪》有记载说，秦国用爵位来招募人口迁居河东，还赦免罪犯，让他们迁居安邑。

这样看来，秦国不但据有安邑，连魏国的河东郡也霸占了不少。有了新土地，就需要填充新人口。貌似秦国的生育率很高，人口增长快，只要政府给出一些奖励，就不难把密集起来的内地人口分流到边境地带。

用罪犯填充新占地区，这也是全世界的通例。

同年间，韩国也没能独善其身，在夏山被秦军击败。

就这样，三晋无一幸免，挨个被秦国教训了一顿，联合伐秦的时候从秦国占到的那点便宜仓皇之间就吐了出来。

同一年里，《资治通鉴》交代的最后一桩大事就是宋国的灭亡，过程很有玄幻色彩，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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