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塔库尔率领桑塔尔部落在印度东部展开了反抗英国的起义。一些历史学家拒绝承认塔库尔在此次事件中的参与，认为历史的记载受到了偏见的影响，三年来的偏见使得我们无法客观地赋予超自然生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代理权。

在《欧洲省化》一书中，迪佩什·查克拉巴蒂指出，历史学家应当“人类化”这些信仰，而非全盘接受它们。今天的学术圈对这些信仰保持一种不那么边缘化的态度，我们把超自然的存在称为“不信的”，对于他们的明确或隐含的否定则可以看作是“教条世俗主义”。

查克拉巴蒂认为，历史学家不应事先忽略那些关于不信者的证据，相反，我们应该培养一种怀疑一切来源的态度。1855年中期，在印度东部，桑塔尔部落人民反抗英国官员对土地的征税和司法行政的压迫。这场叛乱由塔库尔及其他邦加人煽动，他们代表桑塔尔的领袖西多和坎胡穆穆，传播了起义的号召。

在桑塔尔的支持下，许多来自现在贾坎德邦的乡村居民拿起武器加入了塔库尔的起义，叛乱持续了一年多才被镇压，西多和坎胡穆穆最终被英国当局处决，而塔库尔始终未被抓捕。在关于这次叛乱的文献资料中，塔库尔和邦加斯的角色被一致明确地归为主导地位。在叛乱的授权法令中，西多和坎胡穆穆清晰地表达了指挥权：“塔库尔命令我说这个国家不是萨希布人。所以你们萨希布和士兵们必须亲自与塔库尔作战，这是塔库尔的命令。”这一句话出自西孟加拉邦国家档案馆的一份文件，该文件详细记录了起义后的司法程序，并包含了对帕尔瓦纳本人的描述。

在塔库尔的审判过程中，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怀疑这些资料的可信性。事实上，许多同时代的观察家对桑塔尔兄弟的诚实感到惊讶。令人意外的是，在《欧洲省化》一书中，查克拉巴蒂却对这些证据提出质疑，否定了塔库尔的参与。他还强调，即便是当代最激进的历史学家，也未能接受这种解释。他提出，过去几十年中，许多历史学家一直在努力发掘和展示土著人民的声音，尤其是在历史叙述中如何呈现他们的故事。

那么，为什么查克拉巴蒂会忽视甚至推翻来自源文件的土著声音，否认塔库尔的代理作用呢？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态度并非他一人的看法，而是一个学科层面的盲点。关于这次叛乱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从占领桑塔尔森林的zamindar官员到放债人巴尼亚对桑塔尔人民的剥削，再到欧洲铁路官员对桑塔尔妇女的性暴力。然而，历史学家们继续忽略了塔库尔在这场起义中的参与。即使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塔库尔的角色，他们也选择忽视这一事实。究竟塔库尔做了什么，才能吸引我们这些历史学者的关注？

事实上，我们在阅读《欧洲省化》之前，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对查克拉巴蒂提出的观点感到既大胆又鼓舞人心。时至今日，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一些被视为“激进”的学者，仍然拒绝承认塔库尔和类似人物的代理作用，甚至完全忽视了他们的存在。查克拉巴蒂解释道，塔库尔作为一个超自然存在，在历史事件中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代理权。虽然现代历史学家可能会承认超自然存在于某些人的信仰体系中，但却不会赋予它实际的历史作用。

查克拉巴蒂得出结论：“微妙的过去永远无法成为历史学家的立场，因为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无法在描述事件时引用超自然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塔库尔和他那样的人，在17世纪左右，站在西欧启蒙时代的错误一边，从而成为历史学术界不受欢迎的对象。

在那个时期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对各种生物的存在持开放态度，尽管对于某些存在物的理解常常会有所不同，甚至关于如何与这些存在物互动的看法也会有所差异，然而前现代的思想是容忍可能性的。怀疑主义者作为聪明、反思的思想家，在几种古代文化的文献中屡见不鲜，他们怀疑一切知识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怀疑的态度对塔库尔和邦加的作用没有产生特别的负面情感。

虽然有些思想家坚持不信这些生物的存在，但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可见的，像古代恒河流域的博卡拉萨特主义者一样，他们经常被视为默默无闻。到了17世纪，作家尼拉卡什·迪基塔讽刺地称赞了这些教条主义的世俗主义者，将他们比作水坑中的“解放青蛙”。

怀疑主义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逆转，曾经怀疑一切知识的怀疑主义，转变为相信某些知识显然是错误的。法国启蒙运动摧毁了我们对于旧怀疑主义的认知，将它从学术界移除，并进入了世界各地的大学。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学的学者们将旧有的怀疑主义锁进了“民间传说”这一类别之中，既感到陌生又感到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