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没有以平息陈卿起义为满足，而想要从根本上消除乱源，故夏言此来，还肩负另外一项使命，那就是对青羊山地方“应否设置衙门”给出意见。夏言为此会同晋、豫地方文武官员实地考察，看到青羊山一带地方“东西相距一百余里，南北相距一百四十余里，山连万叠，水分两河，村落颇多，生聚甚众。远者离县一百余里，近者离县八九十里，官府法令难及，上下情意不通，中间强犷之民往往出山潜行劫掠，四外流来之贼往往入山託为窠巢，是以泾渭同流，薰荟一器，积成逋逃之薮，号为盗贼之区。昨年贼首陈卿乃敢凭负险阻，拘留命使，纠集徒党，敌杀官军。事虽起于激成，罪有同于谋叛”。如今叛乱虽然平息，但如果“不为善后之图，恐将来余蔓，未免复萌之患。所据建设县治、学校、巡司、关隘、军堡等项贵在旦夕举行，势不容缓”。明确提出应在青羊山一带建立县治。为明确县治所在地，夏言于“山中周览五日，其山川阨塞，道路险夷，村墟井落攀援上下，一一皆经心注目”，最后选定“青羊一村人民颇众，山水环合……所宜开设县治，勘以居养人民”，建议在此处设立衙门。同年，嘉靖允准：“析黎城五里、潞城十六里、壶关十里，共三十一里置县”，取“平顺百世之泽”之义，赐名平顺县。

明王朝对潞州地方的行动并未止于设立平顺县。在上疏请设县治同时，夏言又上《改建潞州府治及添设兵备宪臣疏》，以潞州“地势雄胜，城郭宏状，民物殷庶，居然河东巨镇，考之前代，皆为军州府路”，“古城黎国、潞子皆其地也”，“今属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称，统御为难，近年兵兴盗起，有由然矣”，“又况泽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险，雄跨中原，中间长林大谷，蛇虎所都，加以宗藩设邸，军卫列屯，宪臣似亦不可少者”，提议将潞州由州升府。到嘉靖允准，将潞州改为潞安府，设附郭长治，长治这个地名也从此出现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

平顺县、潞安府的成立，其直接导火索固然是陈卿起义，但明廷此番区划调整，实有其更深层的考虑，那就是借此机会遏制当地强大的宗藩势力。潞州当地的宗藩势力是沈王一系。明初，太祖朱元璋大封皇子于各地就藩，其二十一子朱模被封为沈阳，就藩潞州。到了正德、嘉靖年间，沈王一系已经在潞州开枝散叶，自沈王以下，“分封为陵川等王府者十有六，为镇国府者六十有三，为辅国者七十，为奉国者二十有二。”潞州地区存在如此庞大的宗藩势力，却只有一个州官治理，“官秩既卑，权力有限”，“不足以禁制奸豪，抗抑权势”。宗室势力压过官府，导致矛盾弊病丛生，也成为陈卿起义得以坐大的渊薮。夏言在多日调查中意识到了这一情况，在建议潞安升府的奏疏中直言“宗藩强大，生齿浩繁，风俗顽悍，狱讼蝟兴”，“且泽潞等州皆宗室封藩之地，恪守祖训而深居不出者固有，好生事端而輘轢（辗压、欺压）有司者甚多，加以军卫杂处，颉颃难制。小则媒孽州官之短，大则挫抑州官之威。政令不行，率多坐此”。

宗藩势力横行霸道，地方官却因为品秩不高而不能予以制止。夏言为此提出的对策是将潞州升府，“知府势位尊严，人心畏惮，较之州官不侔远甚”。潞安府与太原、平阳、大同并列而为四府，达到了“庶体统一而政令行，官位尊而强悍服”。

明王朝政治腐败，不断加重人民负担，致使民不聊生，四处流亡，是发生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封建制度造成皇室宗藩势力，在地方上兼并土地，横行霸道，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社会毒瘤。明王朝的专制制度下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矛盾。但平定起义后有效的善后安抚工作，毕竟达到了当时一个地方的安定。从陈卿起义，到长治、平顺的地名出现，也是山西法治文化历史上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