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606年6月，郑国发生了一起震动历史的“甲鱼汤事件”，不到三个月后，郑灵公在即位不到一年的时候就被弑身亡，事件迅速扩展为弑君大案。《春秋》原文中记载道：“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但实际上，幕后之手是公子宋。孔子使用了他那一贯的“春秋笔法”以简洁的方式记录了这一事件，但左丘明的《春秋》传则更加直白地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他在文中详细指出：“凡弑君者，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意即弑君事件若只记载君主名字，则说明该君无道，但若连弑君者的名字也提及，则说明其罪责全在弑君者。

虽然郑灵公的死因直接与公子宋有关，但公子归生也难辞其咎。在他担任执政期间，完全清楚公子宋有意弑君，且未采取任何行动阻止，甚至在事后被逼迫参与其中。孔子与左丘明对此认定公子归生为罪魁祸首，也未冤枉他。

郑灵公一死，郑国群臣迅速商议立国君之事。最初，他们打算立郑穆公的庶子、郑灵公的异母弟公子去疾为新君，但公子去疾明确表示拒绝。他恳切地指出：“若要立贤者，恐我不足；若立年长者，公子坚年纪最大，应该让他继位。” 于是，郑国决定立郑穆公的庶长子、公子坚为国君，即郑襄公。

公子去疾显得异常理智，他虽然不想当君王，但也清楚这个位置太过危险，尤其是郑国周围的晋楚强国和国内的权臣局势，任何人接任都可能面对巨大的风险，甚至丧命。所以，他宁可不接这个重担。郑襄公登基后，不急于行远谋，只是为了消除政权隐患，决定将其他王室子弟全部驱逐出国，防止像先前郑厉公、郑文公时那样出现的子弟纷争。然而，公子去疾却不愿意接受这个安排，他劝谏郑襄公：“若穆公的儿子们能留下，协助君王治理郑国，这是我的愿望。如果要将他们赶走，那就一视同仁，全部送走，不必单独留下我。”

郑襄公听从了公子去疾的意见，决定让所有兄弟都留在郑国，且安排他们进入朝堂担任大夫。至于弑君者公子宋和参与其中的公子归生，郑襄公虽然没有立即追究他们的罪行，但他逐步将权力集中到自己亲弟弟们的手中，从而逐渐架空了这两位权臣。

经过长时间的政治操作，公子归生最终得以安享晚年，但郑襄公稳固了国君的位置后，终于追究了公子宋当年的弑君之罪，甚至诛灭了宋家全族。尽管郑襄公成功摆脱了公子归生和公子宋的权力阴影，他却依然未能完全掌控军政大权。郑国的权力仍由七穆家族掌握，包括公子去疾在内的这些宗族成员很快填补了郑国的权力中心，成为郑国最重要的家族集团之一。

从郑灵公的遇害到郑襄公登位，直至郑声公去世，七穆家族基本上一直是郑国的实际统治者，长达150年之久。在郑声公去世后，罕氏、驷氏等家族再次介入，逐渐排挤掉其他权臣，牢牢控制了郑国政权。

然而，在这段历史的背景下，楚国的若敖氏家族也在蠢蠢欲动，受到晋国赵氏弑君改立的刺激，若敖氏宗主斗越椒决定趁着楚庄王远征中原之际发起叛乱。公元前605年初，斗越椒带领若敖氏私兵在其封地烝野发动了暴动。起初，他大获全胜，迅速击杀了楚庄王的心腹重臣蒍贾，几乎将蒍氏家族及其财富彻底清除。

若敖氏家族在楚国积累了百年势力，其力量几乎与楚王室不相上下。斗越椒自认为能够效仿赵氏在晋国的成功，轻松控制楚国。叛乱迅速蔓延，楚庄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拖延时间，楚庄王提出与斗越椒谈判，提出休战，并愿意提供若敖氏家族成员为人质，以换取和平。

然而，斗越椒因叛乱初期的顺利而变得狂妄，拒绝了楚庄王的提议，并继续向楚庄王进军。随后的战斗发生在皋浒，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在战斗中，斗越椒亲自上阵，并箭射楚庄王战车，虽然未能命中楚庄王本人，但也让楚军出现了退却的迹象。此时，楚庄王用“先王神力”的传说激励士气，迅速恢复了军队的斗志，最终成功反击，击败了叛军，斗越椒在撤退中被楚军追击并杀死。

若敖氏的覆灭让楚庄王最终稳固了自己的统治。紧接着，楚庄王恢复了楚国的中央集权，实施宽政、兴农，任命贤臣，成功地稳定了国内局势。此后，楚庄王以大兴农耕、沥清吏治为政治手段，推动了楚国的繁荣，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位盛君。若敖氏的失败和楚庄王的强势回归，标志着楚国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

就在楚庄王加强国内政权的同时，他再次向北扩张，借口郑国不服楚国而发动了新的征伐。这次征战规模较小，但昭示了楚国扩张野心的未曾放松。接下来，郑国面对两次楚军来犯，郑襄公再次派遣公子宋向晋国求援。

晋国闻讯后派荀林父出征，但他选择了绕道而行，联合卫国进攻楚国的盟友陈国，迫使楚军从郑国撤兵。这一策略虽然成功暂时化解了郑国的危机，但到了冬天，楚国再次入侵郑国，郑襄公求援晋国，然而晋国却未出兵相助，这一转折究竟隐藏着什么内幕？事情的真相，还需在下篇继续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