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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是新旧交替的时代是社会大转型的发端。所以,此间既有许多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老问题,还出现了一些令思维方式尚停留在古代的道光君臣们困惑不已的新问题,在财政方面也是如此。
第一,鸦片走私,白银外流,银贵钱贱。
这是一个道光帝的前辈未曾遇到过的新问题。从道光十年开始,鸦片走私蔓延于整个东南沿海,输入量逐年上升,近10年间,从每年2万余箱增加到35000余箱,价值近2000万元,这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首先,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国家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以此扭转了对华贸易的逆差,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由“出超”变为“人超”;其次,“人超”的不利地位迫使中国不得不以现金弥补逆差,以致白银大量外流,由于白银外流是因走私而造成的,缺乏精确的统计,但每年当有几百万两(元)之巨;最后,白银外流造成的危害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银贵钱贱,人民负担加重。在鸦片战争后,经过战败的大挫折,政府对鸦片的禁令已名存实亡,统治集团厌谈禁烟往事,故缺乏这方面的材料,但鸦片走私依然猖獗,白银外流,银贵钱贱问题依旧,这成了道光朝经济上的一大漏卮,令统治者痛心疾首而又束手无策。
第二,鸦片战争的军费、赔款支出。
鸦片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两年之久,由于事后清政府未对战争的军费支出做过决算,故其数额有几种说法,一般认为大体在2000余万左右。后经茅海建先生深入研究,认定为约3000万两。此外,由于战败,清政府尚须向英国支付赔款2100万元,合白银1470万两,加上战争期间英军在占领区掠夺、勒索达10882844两之多,以上各项合计白银5500万两有余。
其数额之巨在有清一代的军事史上仅次于乾隆朝的第二次金川之役与嘉庆初年平定白莲教起义的军费,但那时尚有“盛世”的经济背景,考虑到此时清政府的财政窘迫,就可知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另外,对清政府来说,这5000余万两的支出还是一场“无妄之灾”,因为其统治者做梦也未想到会发生这场战争,故军费支出完全属“计划外”开支,也令其措手不及。第三,防堵黄河的支出。
俗话说祸不单行,就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之中,黄河于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接连发生了大的水患。本来,二十一年六月底是道光帝颇为愉快的时光,奕山奏报香港台风大作,英夷痛遭“天谴”,损失惨重,无处栖身,道光帝沾沾自喜,并发大藏香20柱,令奕山赴各庙宇行礼答谢天神。
不料次日就接到了安徽巡抚转来的河南巡抚牛鉴的奏报:黄河在河南祥符漫堤,河水以高屋建瓴之势,直冲省城,开封已成孤岛,附近州县均成泽国。道光帝急忙筹划防堵决口,赈济灾民事宜。而这一切都需要大笔的金钱。次年,黄河再决于江苏桃园。
再次年,黄河决于河南中牟。这其中除二十二年的河患较轻外,另两次都是黄河变迁史上的大水灾,黄河漫过大堤,所经之处,灾害严重,其入颍河、涡河,改道泛滥,还扰乱了其他水系,贻害无穷,治理起来难度和投资自然均需加大。如中牟决口直到二十五年方才合龙,花费1190余万两之巨。而二十一、二十二年两次决口也分别花费了610万和574万两之多。这堪称是清代治河史上空前的巨额投资,国家财政难堪重负,实属必然。4、地方官拖欠、亏空严重。
历史上每当王朝没落之时,国家机器也往往效能低下,以致赋税不能按时人拨报解。早在鸦片战争前,这种情况就很严重,道光十九年六月初,经户部核查,各地积欠达1153件,共10800余万两,这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半的国库收入,当然,这其中有些拖欠是经国家认可的,但排除这些经同意暂缓解报者外,拖欠尚达2940余万两之巨。
管理户部事务的潘世恩忍无可忍,上奏道光帝。
道光帝阅后通谕各省督抚:
国家经费有常,度支有节,凡各省应纳之赋,及其余税课,均于征收后随时入拨报解,不容丝毫短少…著各直省督抚将军府尹盐政监督暨该管司道等认真稽考,将未完各款逐一,应解者,按限起解;应拨者,赶令入拨。如查有州县弥缝掩饰等弊,迅即严参示惩,断不准通融隐饰,将就目前。经此次查办之后,傥仍延宕不完,一经发觉,定将各该管大吏重惩不贷。
但是,道光帝的雷霆震怒很快淹没于鸦片战争的滚滚炮声之中,这场清查拖欠的“运动”也就不了了之了。
地方政权如此,天子脚下的中央职能部门也好不到哪里去。道光二十三年春,正当鸦片战争消耗了巨额国帑,清政府为向英国赔款和筹措河防巨款忧心如焚之际,又揭露出了开国以来未见的惊天大案——户部银库亏空案。
户部银库虽戒备森严,但弊端丛丛。譬如搬运银两的库丁由满人担任,轮换入值,在搬运过程中夹带偷盗银两,已是公开的秘密。库丁一职,往往须六七千两银子活动方可谋得,就已说明问题。历任管库、查库官员或被大利所诱,或惮于大狱,从未认真稽查。“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庭”。道光帝闻后惊骇不已,派刑部尚书亲往兑查验,结果发现账面上数字与库存实际银两相差竟达925万余两之多,本以为1000万的国库余存一经查验就成泡影,国库简直就是一贫如洗,可以想见节俭得近乎吝啬的道光帝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三月二十六日,他痛责诸臣说:
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念恨。以国家正项钱粮,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丧心昧良,行同背国盗贼……历次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王大臣,皆系亲信大员,亦复相率因循,毫无觉察,并无一人能发其奸,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
但是,鉴于这巨额亏空绝非一人一时所为,再考虑到嘉庆五年(1800年)曾大规模地核查过一次银库,此后的例行查库往往是走过场,43年间弊端丛丛,若要将其查得水落石出似不可能,同时国家度支紧张,急需用钱,故道光帝在四月初七日即做出决定,将这925万两亏空的账算到1800年以来历任银库负责者的头上,按其任期长短,责令分摊赔偿。
其中库官、查库御史每月1200两;管库王大臣每月500两,查库王大臣每查库一次6000两。上述已故减半罚赔,由子孙代赔,个别责任重大者按标准加倍追赔。不久又规定了缴纳赔款的期限,逾期者监追,并对历任管库者普遍进行了严厉的处分。至于后来这笔巨额款项到底追缴得如何,限于材料不得确知,但考虑到款项之巨和此时国家机器的效能低下等因素,其结果不理想当在预料之中。
事实上到二十五年四月,道光帝就同意将被追监的未交清罚赔库款者一律释放,下月又决定将由子孙代赔的如子孙未成年者一律宽免。总之,由于道光朝初期财政整顿效果不彰,又遭鸦片战争失败的重创,一系列经济漏后的出现,清政府的财政不得不面对空前的窘境。而且,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帝勤政图治时代也告结束,统治者终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没落的现实。
虽然早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中央财政就被亏空、拖欠所困扰,国库存银也远非乾隆盛世可比,但至少在户部的账面上尚未出现开支大于收入的现象。而到了鸦片战争后,则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据周育民先生研究,道光二十至二十九年的10年间,财政结余的年份只有两个,即二十年和二十九年,合计盈余100余万两,其余八个年份均为入不敷出,亏空额合计近1200万两。当然,此间海关税收未统计在内,如扣除这笔收入,将会勉强维持收支平衡,但考虑到乾隆盛世年年节余,帮藏充盈达数千万两的历史,则不得不承认此时清王朝的财政危机是空前的。
终道光朝,危机日甚一日,从未缓解,当道光帝撒手西归之时,留给其子咸丰帝的仅仅是不到200万两的国库存银,这是有清一代迄当时为止最少的。(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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