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经济
a.调整经策,整顿工商
汉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认真总结了汉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汉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b.抑制兼并,轻徭薄赋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豪强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假民公田)。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
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地节三年(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五凤三年(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甘露二年(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甘露三年(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c.设立常平仓
五凤四年(前54年)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入、价高时则降价粜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④文化
a.兴盛《谷梁》
宣帝帝继昭帝时期霍光主持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
汉武帝时,尊崇《公羊》,诏令太子刘据学《公羊春秋》,从此《公羊》兴盛。而刘据通晓后,又喜欢《谷梁传》而私下学习它。宣帝即位,听说祖父喜欢《谷梁春秋》,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和侍中乐陵侯史高,都是鲁人,说谷梁子本是鲁学,公羊氏是齐学,应当兴学《谷梁》。
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大辩论,平均《公羊》、《谷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公羊》多不被赞同。萧望之等十一人各自用经义核对,多赞同《谷梁》。宣帝亲自进行审定,于是设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从此《谷梁》学大为兴盛。
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b.颁行《史记》
太史公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渐渐流传开来。杨敞与司马氏育有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最先看外祖父写的《太史公记》,对《春秋》也很熟悉,因为有才能得到人们的称赞。杨恽喜欢结交英俊杰出的儒生,名显朝廷,被提拔为左曹。霍氏谋反,杨恽先听说了,通过侍中金安上禀告皇帝,于是皇帝召见杨恽,让他禀报霍氏谋反的事。霍氏家族服罪被杀,杨恽等五人因为举告有功赐封爵位,杨恽被封为为平通侯,迁升中郎将。
杨恽看到此时朝政清明,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史记》得以公开传布。
(8)轶事典故
①故剑情深
掖庭令张贺为刘病已和许平君操办婚事,二人婚后一年生子刘奭。又过了几个月,刘病已被立为皇帝,封许平君为婕妤。这时,大将军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没有出嫁,又和上官太后是亲戚。大臣们提议册立皇后,都倾向于霍光的女儿,因此没有人请立许氏。宣帝就下诏说要寻求自己贫贱时的一口旧宝剑,大臣们明白了宣帝的心思,就奏请册立许婕妤为皇后。册立皇后之后,依照汉家旧例,皇后的父亲或兄弟应封侯。霍光认为许平君的父亲许广汉是受过宫刑的人,不适合封侯管理侯国,过了一年多才封他为昌成君。
故剑情深的浪漫典故从此开始流传,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最浪漫的诏书,一道皇帝对发妻的许诺。
而霍光的妻子霍显一心想让女儿霍成君作皇后却又想不出办法。本始三年(前71年),许皇后再度怀孕,临产时生了病。霍显命女医淳于衍(掖廷护卫淳于赏的妻子)在滋补汤药中投进毒药,让许平君生产后服用。许皇后服用后不久毒发逝世。后来有人上书,控告那些医生给皇后治病时无用,都应该收系诏狱,并弹劾他们不道之罪。霍显害怕事情败露,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霍光,并且说:“既然已经错办了这事,你就想法子别让官吏逼问淳于衍了。”霍光听后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去奏请皇上,不要再追究淳于衍的责任了。宣帝不知内情,非常悲痛,为许皇后起谥曰“恭哀皇后”,葬于杜陵南园(也称少陵)。
霍显于是为霍成君做出嫁的衣服,准备进宫的用具,劝霍光把女儿送进宫去,果然霍成君被册立为皇后。她挥金如土,与许平君提倡的节俭完全违背。宣帝很宠爱她,霍皇后独擅房宠,没有为宣帝生下子嗣。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葬礼。
地节三年(前67年),宣帝立许平君子刘奭为皇太子。霍显恼怒异常,指使霍成君毒害太子。霍皇后屡次召见太子赐给他食物,但保姆总是先去品尝,皇后暗藏毒药却无法使用。后来谋害许皇后的事逐渐泄露出去。地节四年(前66年)七月,霍家设谋叫上官太后为宣帝外祖母博平君设置酒席,把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以下的官员召来,让范明友、邓广汉奉太后的制令将这些人拉出去斩首,乘机罢除天子而立霍禹为帝。此计尚未实施便被发觉,霍氏尽诛。
八月,宣帝废黜霍成君,令其迁往上林苑的昭台宫。十二年后的五凤四年(前54年)令其迁往云林馆,霍成君自杀,葬于蓝田县昆吾亭东。至此,宣帝终于为发妻许平君报仇。
②公孙病已立
元凤三年(前78年)正月,汉王朝发生了两件神异事件:
一、泰山、莱芜山之南发出了像是有几千人在一起的喧闹声。百姓去看,只见有块大石自己竖了起来,此石有一丈五尺高,四十八人合围那么粗,入地有八尺深,另有三块石头作为大石的脚。大石竖起后,有几千只白色的乌鸦飞下来聚集在它旁边。
二、昌邑社庙中已经枯死倒地的树活了过来。无独有偶,上林苑管理园林的官员发现,一株枯了许多年的柳树复起,更为奇特的是,这树上的虫儿,居然能把树叶吞食出文字形状,且读之成句:“公孙病已立”。
符节令眭弘因曾经师从董仲舒,颇学了些经术,有弟子百余人。他推衍《春秋》大意,认为:“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物,象征着处在下层的老百姓,而泰山是群山之首,是改朝换代以后皇帝祭天以报功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它们并非人力所为,这就说明要有普通老百姓成为天子了。社庙中已死的树木复生,这就表示以前被废的公孙氏一族要复兴了。”
眭弘也不知道这公孙氏所在何处,就说:“我的先师董仲舒曾经说过,即使有即皇帝位并且遵守文德的君主,也不会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汉家是尧的后代,有传国给他姓的运势,汉帝应该普告天下,征求贤能的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而自己退位封得百里之地,就像殷周二王的后代那样,以顺从天命。”眭弘请他的担任内官长的朋友赐替他奏上此书。
当时,汉昭帝还很年幼,由大将军霍光管理朝政,霍光很讨厌此事,就把眭弘的奏书交给廷尉。霍光上奏赐和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两人都判处死刑。
③身毒宝镜
《西京杂记》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宣帝幼时被收系在郡邸狱时,胳臂上还佩戴着祖母史良娣编织的彩色图案的宛转丝绳,上面系着来自身毒国的宝镜一枚,宝镜像八株钱那么大。传说这枚宝镜能照见妖魔鬼怪,能够佩戴它的人会得到天神的祝福,因此宣帝从危难中得到了解救。
宣帝即位后,每每拿起这枚宝镜长时间地感叹呜咽。他曾用琥珀装饰的竹筐装宝镜,用戚里出产的织成锦(又名斜文锦)包裹。宣帝驾崩后,宝镜不知哪里去了。
万里之遥的印度宝镜出现在西汉并非无稽之谈。张骞出使西域时曾身处大夏。并从大夏商人那看见了身毒国的商品。此镜或是得于彼时。张骞还朝后或将宝镜赠与太子刘据,刘据希望长孙病已能逢凶化吉,便让史良娣编织丝绳,系起宝镜。
潘岳在《西征赋》中写道:“宗孝宣于乐游,绍衰绪以中兴。不获事于敬养,尽加隆于园陵。”宣帝乃武帝曾孙,本该四世同堂享骨肉天伦之爱,却逢巫蛊之祸,襁褓中失怙失恃,全家皆亡,成为刘氏孤儿。而终身登大宝,中兴汉室,却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面对长辈遗物,却物是人非无从尽孝,只能兴建园陵以寄哀思,令人无限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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