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治国理政——慈禧的革新与挣扎

政治改革尝试

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微光。在晚清那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交织的动荡岁月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无情地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将这个曾经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国度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慈禧在权衡利弊之后，最终选择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有识之士开展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业，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与自救。

洋务运动初期，慈禧展现出了相对开明的态度。她深知，若要抵御外敌、维护统治，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落后的军事装备已远远不够。于是，在她的默许与支持下，一批近代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作为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事工业，承担起了仿制西方枪炮、轮船的重任，为清军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曾国藩设立的安庆内军械所，虽规模较小，但却是中国近代机械工业的开端，在这里，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小火轮相继诞生，标志着中国在近代工业领域迈出了艰难而重要的一步。

除了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也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兴起。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不仅促进了国内贸易的发展，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张之洞筹建的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其生产的钢铁为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

在军事方面，慈禧支持洋务派编练新式陆军和海军。北洋水师的成立，更是被视为清政府海上力量的象征。这支水师拥有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如“定远”“镇远”等铁甲舰，其规模和实力一度让列强刮目相看。慈禧希望通过加强海防，抵御列强从海上的侵略，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

然而，洋务运动在推进过程中也遭遇了重重困难与阻碍。封建顽固势力对洋务运动持强烈反对态度，他们视西方技术为“奇技淫巧”，认为引进西方技术会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秩序。在朝廷内部，保守派大臣不断向慈禧进谗言，试图阻止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同时，洋务运动本身也存在着诸多弊端。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科学管理，各洋务企业之间存在着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等问题；在技术引进方面，往往只注重购买西方先进的设备，而忽视了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导致中国近代工业始终无法摆脱对西方的技术依赖。

尽管如此，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和产业工人，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慈禧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主要是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但她的支持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和资源保障。

戊戌变法革新与守旧的激烈碰撞。甲午战争的惨败，如同一记沉重的耳光，狠狠地打在了清政府的脸上，也让整个中国陷入了更深的民族危机之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光绪帝为首的一批改革派人士，决心效仿日本进行明治维新，通过变法图强来挽救民族危亡。戊戌变法，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变法初期，慈禧出于对局势的考虑，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她深知，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让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若不进行一些改革，恐怕难以平息国内的民怨和列强的觊觎。因此，在光绪帝颁布一系列变法诏令时，慈禧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默许。这些诏令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包括裁撤冗官冗员、允许官民上书言事、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改革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等，旨在全面学习西方，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慈禧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变法派的一系列举措，如裁撤绿营、训练新军、设立制度局等，严重触动了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利益。绿营是清朝的传统军事力量，其将领大多与守旧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裁撤绿营意味着削弱了守旧派的军事根基；训练新军则有可能培养出一支效忠于光绪帝的武装力量，对慈禧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设立制度局更是试图打破现有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以光绪帝为核心的新的决策机构，这无疑是对慈禧权威的公然挑战。

变法派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过于急功近利，缺乏周密的计划和可行的措施。一些改革诏令脱离实际，难以实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同时，变法派内部也存在分歧和矛盾，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协调，使得变法运动陷入了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慈禧决定出手镇压变法。她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深厚势力和对军队的控制，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帝，逮捕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并下令废除大部分变法诏令。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这场变法的失败，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实现近代化的重要机遇，也进一步加剧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使得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外交策略与挑战

对外战争在屈辱与无奈中挣扎。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列强的频繁侵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其中最为惨痛的两次经历，而慈禧在这两场战争中的决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甲午战争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将目标瞄准了朝鲜和中国。当时，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与日本的关系日益紧张。慈禧在处理朝鲜问题上，虽然意识到日本的威胁，但由于清政府内部腐败无能，军事力量落后，她未能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来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在战争爆发后，慈禧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争端，从而错过了最佳的作战时机。

战争过程中，清军在海战和陆战中均遭受惨败。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损失惨重，全军覆没；陆军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战斗中也节节败退。慈禧在战争中的指挥混乱，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导致清军各自为战，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最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这一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则是慈禧在外交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慈禧的默许和支持。慈禧希望通过利用义和团来打击外国势力，维护自己的统治。然而，她对义和团的认识存在严重偏差，没有意识到义和团的盲目排外行为会引发列强的强烈反应。

当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发动侵华战争时，慈禧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一方面害怕列强的武力威胁，试图与列强求和；另一方面，又担心求和会失去民心，影响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慈禧的决策摇摆不定，导致清军在战争中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有效的抵抗。最终，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出逃。

签订条约：丧权辱国的沉重枷锁。在晚清的外交史上，签订不平等条约成为了家常便饭，而《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它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深远的影响。

《马关条约》的签订过程充满了屈辱。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谈判。在谈判桌上，日本态度强硬，提出了苛刻的条款。李鸿章虽竭力周旋，但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最终不得不签订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和巨额财富，还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此后，各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辛丑条约》则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签订的。1901年，清政府派奕劻和李鸿章为代表，与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十一国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这一条约。《辛丑条约》的内容更加苛刻，它规定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等。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巨额的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了绝境，为了偿还赔款，清政府不得不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导致民生凋敝，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使馆界”的设立和各国驻兵的保护，使北京成为了列强控制中国的枢纽，中国的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侵犯。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则表明清政府已经完全成为了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社会政策与民生

赈灾与救济：在灾难中寻求一丝慰藉。晚清时期，中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水灾、旱灾、地震等灾害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慈禧领导的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赈灾措施，试图缓解灾情，稳定社会秩序。

当灾害发生后，清政府通常会设立赈灾机构，负责筹集和发放赈灾物资。这些机构会向各地官员和富商巨贾募集钱粮、衣物等物资，然后将这些物资运往灾区，分发给受灾群众。同时，清政府还会减免灾区的赋税，以减轻灾民的负担。例如，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中，山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灾情波及数千万人口。慈禧下令从国库中拨款赈灾，并派遣官员前往灾区组织救济工作。各地官员也积极响应，纷纷捐款捐物，设立粥厂、义仓等，为灾民提供食物和住所。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赈灾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官员在赈灾过程中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将大量的赈灾物资据为己有，导致真正到达灾民手中的物资寥寥无几。此外，赈灾物资的筹集和运输也存在困难。由于交通不便，物资运输缓慢，往往不能及时到达灾区，使得许多灾民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死亡。而且，清政府的赈灾措施大多是临时性的，缺乏长效机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民的生存问题。

尽管如此，慈禧时期的赈灾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缓解了灾情，拯救了部分灾民的生命。这些措施也体现了清政府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一种责任担当，尽管这种担当在腐败的体制下显得微不足道。

教育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在教育方面，慈禧对女子教育有了一定的推动。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社会观念的逐渐变化，女子教育开始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慈禧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她支持创办了一些女子学堂，如上海的经正女学等。这些学堂开设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音乐、绘画等课程，为女子提供了一定的教育机会，培养了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女性。

慈禧对女子教育的支持是有限的。她创办女子学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符合封建礼教要求的贤妻良母，而不是为了推动女子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女子学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仍然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女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限制和歧视。

在文化方面，慈禧支持传统文化的同时，对西方文化持谨慎态度。她深知传统文化是维护清朝统治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大力倡导尊孔读经，恢复科举制度，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她通过举办各种祭祀活动和文化庆典，弘扬儒家思想，强化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对于西方文化，慈禧虽然认识到其有一定的先进性，但由于担心西方文化的传入会冲击封建统治秩序，她对西方文化的传播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她禁止西方宗教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对西方书籍和报刊的引进也进行了审查和管控。只有在不影响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她才会允许一些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传入，如洋务运动时期引进的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等。

慈禧在治国理政方面既有革新的一面，也有挣扎和保守的一面。她在政治改革、外交策略、社会政策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由于受到封建体制的束缚和个人利益的驱使，这些尝试和努力大多未能取得成功。她的统治时期，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然而，她的政策和决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为我们研究晚清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思考角度。（本书寻求出版合作商）

作者介绍：史传统，盘锦市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杂志签约作家，著有《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再评唐诗三百首》《三十部文学名著最新解读》《我所知道的中国皇帝》《九州风物吟》《心湖涟语》等专著。作品散见《河南文学》《香港文艺》《诗人》《岳阳文学》《燕州文学》以及人民网等各大网络媒体，先后发表文艺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