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州乔园景区内，矗立着一幢砖混结构的二层小楼，风格独特，为典型的西式建筑。此楼约建于1935年，楼主人叫谭伯英。谭伯英在原配葛氏亡故后，续娶德国人赫德为妻，为了慰藉异国妻子的思乡之情，亲自设计建筑了这座小洋楼。

谭伯英（1895—1976），名伟烈，以字行，民国时期泰州杰出人物、交通运输专家，在抗战中主持修筑赫赫有名的滇缅公路。

求学深造一心报国

谭伯英祖籍扬州高邮，成长于泰州樊川镇（现属扬州江都），后移居泰州城内（与凌文渊宅相邻），早年家境清贫。谭伯英在泰州接受了近代化的中小学教育，后考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之一），选修历史地理科。1915年夏，他考上北京大学工学本科，进入采矿冶金学门学习。1918年7月，经过三年刻苦学习，谭伯英以全系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受到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嘉奖。大学毕业后，谭伯英先是进入山东省立矿业专门学校，担任教务主任。随后又进入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担任主任教员。

1919年底，谭伯英离开教育行业，投身工商界。他入职上海慎昌洋行，担任工程师。1920年，参加苏社集团，受到民族资本家穆湘瑶的赏识。同年，受穆湘瑶资助，谭伯英远赴德国考察实业。1920—1926年，谭伯英全面考察英、德、法、瑞、奥各国的城市水电及交通情况，担任德国柏林火车厂工程师一年，又进入柏林工业大学深造机械，学习水电厂及交通设备制造，获得德国国试工程师学位。1926年，谭伯英学成归国，在穆湘瑶的支持下，着手改进上（海）南（浦）铁路上的机车，换装成两台先进的德国蒸汽机车，大大增强上南铁路的运行能力。上南铁路开启浦东现代交通的先河，工程师谭伯英功不可没。

泰州乔园景区内的谭氏小楼（朱菲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谭伯英被任命为上海公用局技正及交通科科长，负责人力车、汽车、轮渡等各类交通工具的检验。同时又兼任上等各类交通工具的检验。同时又兼任上海市政设计委员会委员，还曾短暂代理过公用局局长。1933年，上海成立兴业信托社，为官办企业，具体承办各类市政公用事业。谭伯英辞去公用局职务，担任兴业信托社轮渡管理处经理。谭伯英在做好轮渡主业之外，还开办了众多副业，企业经营有声有色。1934年，他又负责修建浦东自来水厂。他从德国西门子洋行购买机电设备及管材，建设了一座日供水量2000立方米的现代化水厂，于1937年6月正式对外供水，解决了浦东人的吃水难题。

谭伯英（李华提供）

这一时期，谭伯荚还担任了一些重要兼职。1931年，国民政府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作为统筹全国经济事业的最高机构，其下分设公路处，主管全国交通建设。公路处为推进全国公路联运，成立了苏浙皖京沪五省市交通委员会，由各地管理运输的直接负责人参加，谭伯英任委员，同时担任五省市互通汽车小组委员会主席，统筹协调推进五省市间的汽车运输业建设，极大地改善了该地区的汽车运输联通。此外，公路处多次开办公路工程师培训，谭伯英被聘为授课老师，编著《公路运输》等讲义教材。

抗战修路有功国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为战时需要，国民政府对所属机构进行改革，于1938年撤销全国经济委员会，谭伯英成为交通部职员。我国沿海一带先后被封锁、沦陷，亟须在西北、西南开辟国际援助运输通道，谭伯英即投身于这一艰巨而伟大的使命中。

1937年8月，中国和苏联正式签订条约，苏联成为抗战前期中国主要的援助国。10月20日，谭伯英赶赴新疆，作为中央运输委员会的代表，负责接收苏联援助的援华物资，他具体负责接收汽车，为时1个月。同年12月，国民政府在兰州改设陕甘运输管理局，专门负责苏联物资的国际运输和军运，谭伯英任局长。1938年1月，陕甘运输管理局改隶交通部，更名为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谭伯英仍任局长。

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主要负责保障中苏运输通道的畅通。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抗战初期中苏公路即告通车。这条公路从西安起，到甘肃兰州，再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经霍尔果斯与苏联相通。公路全长4000多公里，由沿线各省军民义务修建。谭伯英主要负责兰西、凤汉宁、甘青三条道路的修建。西北地区缺乏工程技术人员，谭伯英从上海招聘了大量旧属到西北服务。为解决公路沿线的后勤保障，谭伯英还与中国旅行社签约，商定在公路沿线设立旅馆，也促进西北地区旅游事业的发展。谭伯英在西北局任上虽不到一年，但他改建西北公路的经历，为以后修筑滇缅公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1938年8月，谭伯英返回国民政府交通部，10月即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滇缅公路由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于1937年倡议修建。公路全长约1200公里，起于昆明，止于缅甸腊戍，连接仰光至曼德勒铁路，最终抵达仰光港，建成后可成为中国争取外援的重要通道。其中，云南段全长959.4公里，于1937年11月正式开工建设。在极其艰苦和原始的条件下，云南各族人民硬是用生命和血肉创造了奇迹，仅用8个月就基本完工，比预期提前3个月。

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全面负责滇缅公路的工程修建、公路运输及管理等业务，还有物资运输的各项保障，如电报和电话线路等通讯设备，柴油、汽油等油料供给，还包括招募和训练汽车机工。谭伯英刚上任时，滇缅公路虽已基本贯通，其实仍然未能实现通车。为了能尽快实现通车运输，从而接收外国物资支持抗战，谭伯英做了大量的努力。比如公路信号标牌的制定，考虑到驾驶员来自不同的种族，包括缅甸人、中国人、欧洲人和印度人等，文化程度不一，标牌的设计就因势利导，没有完全按照国际公约的标准来制作，而是选用所有人都能看明白的符号——如用老式的橡胶喇叭图案来代替机车。

1938年12月，滇缅公路正式通车，维护和提升公路的运输能力就成为谭伯英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困难超乎想象：1000多公里长的公路线上，塌方、落石无处不在；长时间降雨，以及无处不在的酷热、潮湿、疟疾、野狼、毒蛇，导致后勤供应十分匮乏；施工工程机械难以置信地落后……1939年2月3日，谭伯英在呈蒋介石的《滇缅公路现状报告》中说：滇缅公路现在可通五吨载重汽车，“但土质松软，又多无路基，雨季不易通车，且雨季中坍方必多，有若干段或将整山倒坍，更易阻碍交通。倘不于雨季前将路面铺筑完竣，则四月后能否畅通，实无把握。但本局实际工作，自本月起，方能着手。现距雨季仅有七八十天，在此人力物力，均感缺乏之时，任此艰巨工作能否如期达到目的，仍不敢必。”谭伯英舍弃昆明舒适的工作环境，把办公室搬到下关——一个远离昆明的小城市，团结带领工程人员，长年累月像救火队一样“来回奔跑”“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在此基础上，谭伯英还着手改善路面条件，有序地将原来的泥结碎石路改造成5米宽的乳化沥青路。1942年1月底，沥青路面已由畹町铺到龙陵。

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驾车行驶（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提供）

在日本相继切断香港、越南到中国内陆的国际交通线之后，滇缅公路成为国际物资援华的重要运输通道，1940年前后一度是中国抗日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成为整个大后方补给的“输血管”。1940年10月，日本组成“滇缅路封锁委员会”，调集100架飞机，对滇缅公路主要桥梁进行轰炸，妄图切断中国的“生命线”。从1940年10月18日到1941年2月27日，敌机轰炸功果桥和昌淦桥16次，轰炸惠通桥6次，累计出动飞机410架次。为保滇缅公路畅通，上万名从各地招募来的民工，组成大桥抢修队原地待命，每次空袭之后，立即进行抢修。并用空汽油桶连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建成浮桥，载货汽车开上去之后，用钢缆将浮桥在两岸拉来拉去，保证了公路运输的畅通。直至1942年5月日军占领滇西为止，除英国曾短暂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以外，滇缅公路无法通车的时间，总共只有13天10小时。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通过滇缅公路运往中国的军用、民用物资77万余吨，进口和驶进汽车1万多辆，援华物资主要包括汽油、枪弹、轮胎、汽车、面粉、医疗器械及药品等，有力地保障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重归航运宣传抗日

滇缅公路对国家而言，是一条血肉筑起的生命路；对一些“聪明”的个体而言，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发财路。由于大量物资要从滇缅公路运输、分配，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就成了炙手可热的重要职位，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都想分一杯羹。谭伯英本人对发国难财的行为深恶痛绝，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公路的整修保障上，虽然曾兼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昆明办事处副主任，但从未担任军方的职位。

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之后，围绕责任的承担及权力的重新分配，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斗。谭伯英辞去局长职务，赴重庆担任民生轮船公司高级顾问。民生轮船公司由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创办，抗战时期成为全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卢作孚对谭伯英颇为器重。

1943—1945年，谭伯英赴美国考察，并任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兼航务处长，参与交涉、接洽美国“租借法案”的援华物资。同时，他对美国、加拿大的船舶工业做了详细地考察，并为中美航运界的合作交流牵线搭桥。当时，卢作孚希望引入美国先进的船舶和经验，1944年，谭伯英介绍美国航运专家伯尔纳到重庆，访问了卢作孚并参观民生公司。同年，卢作孚赴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谭伯英也曾陪同一起考察美、加等国的航运业，并在加拿大订购12艘大中型内河客货轮（之后因物价原因，只订制9艘）。谭伯英也发挥所长，为民生公司把关这批客轮的设计制造。1948年，客轮陆续交货，即民生公司著名的“门字号”客货轮，是当时中国最新式的轮船。

在美国期间，为了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争取国际舆论和物资的支持，谭伯英用英文写下了《修筑滇缅公路纪实》一书，介绍“修建滇缅公路这个伟大工程的巨大成就”。这本书出版于抗战胜利的前夕，让“每一个美国人都将目光对准了太平洋战场”，使“西方的读者从中对中国人民的真正精神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因主持修筑滇缅公路，谭伯英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荣誉博士称号。《修筑滇缅公路纪实》一书由著名抗战史专家戈叔亚翻译成中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谭伯英携家去往香港，后定居美国，但未入美国籍，1976年病逝。

（作者简介：李华，泰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政策法规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