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20日夜，指挥部里气氛凝重。地图上，前线态势已然清晰。洪学智压低嗓音问：“你们18师，到底还打不打？”他心里清楚，增援最快也得两天后才能赶到。沉默良久，王兆相才吐出三个字：“照命行。”这简短的回应，后来却成为两人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

自1946年夏季起，东北战局便进入拉锯状态。那年八月，东总决定将新四军3师7旅、杨国夫的7师、王兆相的独立师以及李运昌的19旅合编，成立“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听起来名头响亮，然而底子参差：16师是红一军团的老底子，作战风格稳健；17师以冲锋爆破见长；18师却显得薄弱，兵源复杂、装备落后，番号频繁变更，用洪学智的话说就是“拳头还没硬，就得登台打擂”。

洪学智接掌六纵前，曾任新四军3师参谋长，对16师的底细烂熟于心，甚至能叫出许多连长的小名。林彪与他谈话只用了十分钟，却反复强调一句：“六纵是主力，要打得像主力。”临别还递给他一支香烟，叮嘱道：“四平必须啃下，不能掉链子。”洪学智心里明白，这次任职就是在火线，如果战斗不顺，责任必然压在自己身上。

原定作战部署是17师主攻、16师策应，18师只担任外围牵制任务。18师官兵对此早有怨气，觉得辛苦打仗却难捞到功劳。战斗打到第三天，守军竟然出现了新一军50师的番号，情报明显有误。六纵不得不临时抽调18师顶上正面缺口。王兆相接到命令时脸色铁青，但仍果断下令：“全师突击，天亮前必须拿下阵地。”

突击果然打穿了南门，但守军火力极其密集，18师一夜伤亡近千，四个营长阵亡。待火力压制下来，主攻任务又交回17师，战报上“率先突破”的功劳理所当然写在17师头上。洪学智作为签字人，确认了这一结果。几天后的总结会上，他重点表扬16、17师，对18师仅寥寥一句“外围配合”。台下18师的军官有人攥紧了拳头，满心不是滋味。

会后，王兆相忍不住直言：“18师趟雷，别人捡红花，这算哪门子公平？”洪学智只淡淡回应：“统一口径对外，别的事以后再说。”在他看来，首要任务是稳住全局，没空细致解释。然而18师军官们普遍觉得纵队偏心，这种想法很快传遍三个师。

其实，两人的隔阂早有前兆。1946年底德惠作战时，六纵首次进行大规模攻坚。情报说守城只有一个残团，结果却是新一军50师整建制，外加重炮营。洪学智不得不按命令撤兵，他心有余悸，暗暗提醒参谋：“情报差一点，阵地上就得多死人。”因此他后来格外注重用数字和精锐来保证突破口。可在18师看来，这就是嫌弃他们，不愿让他们打硬仗。

更令18师难平心气的是补充兵员。战后，16、17师很快补充到七成编制，而18师只分到两百余新兵，还是毫无经验的“生瓜蛋子”。王兆相愈发愤懑：“同样流血，待遇却不同？”他的补充申请被一拖再拖，最后只换来一句“暂时困难”。积压已久的怨气终于在后续行动中爆发。

1947年夏，东北全军进行大练兵。六纵准备抽调骨干做战术示范。名单里16、17师几乎是全员出列，18师却寥寥数人。杨国夫私下提醒洪学智：“别寒了人心。”但洪学智坚持：“示范要效果，老练的先上。”此时，王兆相终于递上请调报告，态度坚决：“不想再留在六纵。”

纵队党委开会研究了三次，最终批准。表面上说是后方需要指挥员，实际上大家心照不宣。若强留，只会让矛盾越积越深。1947年9月，王兆相带几名老部下调往后方军分区。临别时，他召集18师营以上军官，只说一句：“人在阵地在，别给咱18师丢脸。”话毕举杯，以茶代酒。

王兆相离开后，18师仍保留番号，但在战场上的地位逐渐边缘化。秋季攻势，他们被列为预备队；冬季围困长春，也未担任主攻。反倒是后方在他主持下新建独立师，兵力虽生疏，却稳步成长。到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这支独立师又并入野战军，王兆相也重返前线，但那已是另一番故事。

后来有人评价，洪学智与王兆相的矛盾，本质上是“主攻与配合”的冲突。洪学智追求效率和胜利，王兆相则看重公平和荣誉。立场不同，难以调和。东总后续调查也承认，四平战报确实偏颇，为此补发了奖状和慰问金，但情感裂痕已无法弥合。

1955年授衔时，两人在北京重逢。一次军委授课间隙，年轻参谋看到他们简短寒暄。洪学智递烟，王兆相点头回应，神情淡然。谁都没有提四平，也没人再提18师。矛盾未至宿怨，但并肩作战的缘分也就此停在过去。

六纵史料里，这段插曲常被引用来提醒后人：内部团结对硬仗的重要性。此后，六纵再战辽沈，进关山海，极少再出现类似裂痕。洪学智给后来接任的师长们留下的训词简洁而沉重：“别让任何一个冲锋的兄弟觉得自己被冷落。”这句话，是用鲜血换来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