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部沐猴而冠）

胡宗南为了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整编第一军的整编第1师第1旅成为第一个进入延安的部队，不惜强令原本行进在前的整编第90师退让一步。这一举动引发了部队内部的不满与议论，怨声载道。待一切部署妥当后，胡宗南便急电南京报捷。蒋介石自然是喜不自胜，连续发来两封嘉奖电报，不仅亲授胡宗南“二等大授云麾勋章”，还对其部下大加奖赏。其中，整编第1师第1旅全体官兵甚至获得了一大笔赏金。须知这支部队实为重建之师：就在一年前，他们在晋南被陈赓将军全歼，连旅长黄正诚也沦为俘虏。胡宗南执意要让这支部队获得“攻入延安首功”，无疑是为了提振新建部队的士气。至于网络流传的“攻占延安后胡宗南被晋升二级上将”的说法纯属笑谈，因为他早在1945年10月便已升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当天最郁闷的人，当属整编第90师师长陈武，到手的“头功”被硬生生夺走，气得彻夜难眠。而这种郁闷，并非他一人独有。

3月24日，胡宗南亲自从洛川出发，赶赴延安。到达后才发现，城内几无合适住所。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几所房子条件尚可，但他嫌其暴露不够安全。剩下条件最好的，当属边区银行的一排窑洞。对于出身江南、习惯楼房生活的胡宗南而言，这无疑难以适应，但也只能勉强凑合。随行的“前进指挥所”班子与杂役人员则挤满了附近窑洞。次日清晨，胡宗南迫不及待带熊向晖等人“视察”我党领导人曾经生活与工作的地方，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旧居。其随从甚至在毛主席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一张字条，内容是：“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这显然是毛主席事先预料，故意留下的妙笔。胡宗南看罢大笑，左右皆不解，唯有熊向晖心知肚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胡宗南的习惯是，遇合心意之事大笑，触及心病之事也大笑。此次大笑，分明是后者。他心里清楚，自己不过是攻下了一座空城而已。

胡宗南心中始终忐忑，担心解放军突然回马枪袭击，于是下令五个主力旅严密布防延安四周，誓保安全。尽管如此，他夜不能寐，在土炕上辗转反侧。当天日记中记下：“一夜未睡，感慨无限。”这份不安，一方面源于条件简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蒋介石在第二封嘉奖电中，提出一连串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让他倍感压力。

蒋介石匆匆审阅了胡宗南的作战报告后，亲赴机场飞抵延安。胡宗南还特地组织队伍迎接。在当天的记录里，他写道：“下午2时，校长在延安市民的欢送中飞回西安。”由于航程所限，飞机通常要在西安加油，再飞南京。就这样，蒋介石在延安仅停留一天便离去，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踏足延安。临行前，他特别嘱咐胡宗南“恢复秩序、改良地方”，实际上是要胡部主力长期驻留陕北。这种命令正是蒋氏军事思维的短视体现：延安在军事上毫无价值，占领意义更多是政治象征，而在全国各大战场吃紧之际，却硬生生把主力困于陕北，实属愚蠢。

胡宗南表面唯唯诺诺，实际也不得不执行。他一方面派出董钊、刘戡两支机动兵团，企图追剿党中央机关，结果徒劳无功；另一方面又召集蒋坚忍、王友直、陈建中等心腹“研讨陕北行政”，企图“换个颜色”。这些文官甚至编出一本《平定陕北纪实》，在西安、南京大肆宣传。期间，胡宗南虽在解放军的攻势下焦头烂额，仍不忘粉饰太平，高喊“建设新延安”，修建军官、士兵俱乐部，兴建医院、公墓，铺设柏油路，还特意建造一座“中正大桥”。气氛营造得轰轰烈烈，然而没过多久，他便不得不仓促撤出延安，一切所谓建设化为泡影。

（六、延安重获解放）

随着西北野战军不断壮大，胡宗南集团在陕北的形势日益恶化。尤其是“宜瓦战役”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战局。一般而言，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在1947年6月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但那时蒋军尚可通过调兵勉强维持平衡。而当西北野战军在宜川、瓦子街歼灭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后，蒋军的战线被彻底撕裂。胡宗南集团本是最大的战略预备队，此刻却已自顾不暇，战局由此全面崩盘。

1948年3月，宜瓦战役中胡宗南的精锐机动部队被歼三万余人，再也无力全面掌控陕北。留守延安的，仅余整编第17师。4月16日，西北野战军发动西府战役，直指胡宗南的后方基地宝鸡，迫使其抽调主力前去救援，延安遂成孤城。整编第17师师长何文鼎惶惶不安，日夜担心解放军杀回马枪，全师覆没，连番发电请求撤退。胡宗南犹豫再三，终因无兵可援，只得批准撤守。于是，整17师仓皇撤离。

1948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 triumphant 重返延安。从敌军主动放弃到我军光复，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延安便再次回到人民手中，成为解放战争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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