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西安9月30日消息（记者刘昱 苏睿楠）在中华大地上，黄河与长江两条母亲河，孕育出风格各异却又相互交融的青铜文明。青铜文物作为青铜文明的物质载体，其自身的铭文、纹样、器型，是历史的辉煌见证，也是后人探知青铜文化的线索。

在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何尊的铭文镌刻着最早的“中国”二字；在秦始皇陵铜车马里，藏着千年前高超的冶炼技术；在四川青铜纵目面具中洞见三星堆文明；在青铜神树上探寻古蜀秘境……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化印记，无言地诉说着古老文明和历史。

“铭文，能够正确地解读青铜器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密码。能印证一些史料上的记载，是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连续性的有力特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宁亚莹介绍。

何尊（央广网记者 侯凯奇 摄）

何尊的122字铭文中，记载了周成王对父亲武王进行了盛大的祭祀，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这些铭文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多友鼎内壁铸有长达278字的铭文，详细记载了西周时期周人与猃狁的战争，对研究西周晚期时周王朝的军队组织、战争规模、战斗方式及周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历史地理等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而长江流域上游的巴蜀地区出土的青铜文物，发现了独特的“巴蜀图语”。成都博物馆的巴蜀图语铜勺，铜勺刻有鱼、鸟、龟等图案，有学者认为与古蜀先王鱼凫、杜宇、开明的传说相关；宣汉罗家坝、青白江双元村出土的铜印章，也刻有抽象或写实的图形符号，这些尚未完全解读的“图语”，成为巴蜀文明独特的记忆密码。

“与商代青铜器纹饰繁缛不同，西周中期后，‘西周风格’的青铜器开始形成，装饰花纹普遍简约。”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庞雅妮介绍，从器类的变化来看，西周中期之前主要是酒器，之后则主要是食器，铜器组合也由以酒器为主转向以食器为主，体现了商人尚酒和周人重食的不同观念。而纹饰从繁缛转向简约，如前期流行的兽面纹、鸟纹、夔纹等传统纹饰迅速被窃曲纹、重环纹、瓦楞纹等新兴纹饰所取代。

青铜纵目面具（图片来自三星堆博物馆）

长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器，以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青铜器为例，多数以奇幻的风格彰显个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铜纵目面具，眼球外凸、耳廓呈翼状，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充满想象力与神秘感。与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等三星堆文物共同勾勒出三星堆文化时期以神权为中心、神权与王权并重的古蜀文明。

不难看出，陕川两地出土的青铜器，虽然两地在铭文、纹样、器型上存在明显差异，但均有力诠释了当地不同时期的地域文化属性。

陕西历史博物馆“吉金·中国”展区对不同地区青铜典型纹饰进行展示（央广网记者刘昱 摄）

“西周时期，周王朝通过分封制和宗法制等一系列制度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力，从而使得中心和四方‘制度和文化的一体化’明显加强。”庞雅妮举例介绍，如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善夫山鼎、宰兽簋等铭文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册命制度；妾簋反映了昭王征伐荆楚的重要史实；师承钟、柞钟、中义钟等反映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形成和逐步成熟。这些代表性文物，在时间上集中体现了商周时期，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一体”强化，“多元”弱化的明显加速过程。

长江流域的巴蜀文明同样展现出交融特质。有学者认为，在夏商王朝对长江流域一段时间的直接控制之后，长江流域地方青铜文明开始兴起，并在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分别形成了广汉三星堆文化、新干大洋洲、湖州毘山等多个区域中心。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兴起，是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互动的结果，也折射出中原王朝对南方经营与控制方式的变化。

陕西、四川青铜文物对比图（央广网记者侯凯奇 制作）

“从年代上来看，三星堆青铜器以及它体现出的文明，要早于宝鸡出土青铜器体现的周秦文明。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有些就和三星堆显然是有文化交融、交流的印证，比如说我们出土的男铜人、女铜人，均为空手型，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非常相似。”宁亚莹介绍。

近期，在“江流万古——长江流域古代文明瑰宝展”青铜展区，20余件蕴藏着长江上游巴蜀文化、中游曾楚文化和下游吴越文化的精美文物，呈现了长江全域青铜文明的辉煌历史，更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对话”、交融的见证。

从陕西出土的何尊、多友鼎，到四川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巴蜀图语铜勺，每一件青铜器都是文明的见证者。它们以铭文或“图语”记录历史，以纹样传递信仰，以器型承载生活，在差异中相互借鉴，在交流中共同发展，最终汇聚成波澜壮阔的中华青铜文明，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成为后人探寻文明根脉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