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胡汉民出任名义上的主席，但真正掌握实权的是蒋介石。与此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与之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局面。最终，经过一系列政治与军事角力，南京在“宁汉之争”中取得胜利，从此南京政府逐渐被视为民国的中央政权代表。不过在1927年前后，蒋介石并非一开始就坚定地选定南京作为权力中枢——他曾把目光放在武汉和南昌，选择的唯一原则似乎只是：不能是广州。

蒋介石出身江浙，与党内许多广东籍元老有矛盾。民国早期的政治生态里，地域身份对权力分配影响很大：各省军政领袖常主张“本省人治本省”的想法，地方派系势力强烈。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来由三大地域团体组成：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兴中会主要是广东人，黄兴、宋教仁主导的华兴会以湖南人为主，光复会则以江浙人为主。蒋介石虽是江浙出身，但并非老派光复会的直接一员，他是后起的干部，经历了内部派系的竞争和“投名状”式的政治斗争才进入党内主流。

北伐前夕，随着黄兴和宋教仁相继去世，国民党内广东势力凭借北伐的地理与组织基础占据上风，广东籍党员在高层占多数，甚至有声音主张会议中以粤语通行。蒋介石则借着廖仲恺被杀等政治事件，与汪精卫等人一同排挤胡汉民、许崇智等对手，逐步进入权力核心，并最终出任北伐军总司令，成为实权人物。

在北伐的军政竞争中，蒋介石并非始终占优。例如唐生智因夺取武汉兵工厂，兵力扩张迅速，一度拥有四个军，兵力超过蒋当时掌控的第一军。唐生智自信满满，公开主张取代蒋介石出任北伐总司令，并多次向苏联顾问暗示蒋应下台，由他统率北伐进军南昌和南京。面对唐生智的威胁，蒋介石在1926年10月采取策略，利用党内影响力推动将国民党中央从广州迁往武汉，以巩固自己的北伐指挥地位。

1926年12月10日，国民党中央确实迁到武汉，但临时领导人并非广东籍，而是江西人徐谦主持联席会议，随后汪精卫在武汉掌握更大权力。国民党中央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与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一度成为蒋的救命稻草，他们又迁往蒋刚夺下的南昌，建立了南昌政权。然而南昌财力和资源有限，无法满足蒋介石扩军和经费的需要——甚至连他未来的小舅子、著名金融人物宋子文也曾拖欠巨额军费（据称为一千三百万银元），这让蒋在日记中对其大为不满。资金与补给的短缺迫使蒋放弃南昌，转而重新向武汉方面示弱。

与此同时，武汉方面也在谋划约束蒋的权力，他们起草了若干限制性文件。到了1927年3月下旬，形势发生关键变化：蒋介石占领上海后与江浙财阀以及英美商业势力建立联系，取得了独立的财政来源。由此他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够每月拨出大笔经费，争取冯玉祥等地方势力的支持。这一财政与政治基础使蒋得以在南京设立政权——南京政府由此逐步强大起来。

在南京与武汉两路并行北伐的阶段，南京政府的财政实力已经大约是武汉的三倍。凭借更雄厚的经费、更稳固的军政联盟，蒋介石最终把南京打造为事实上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奠定了他在民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回顾北伐前后的权力博弈，蒋介石一开始并没有把南京当作唯一选择，他的基本想法更像是：只要能脱离广州的控制，便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正是在试错与较量中，他一步步把政治与军事资源整合起来，最终成为民国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