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年，却是近代中日关系变化很重要的一年。

在这一年，日本派兵悍然发动对台湾的侵略，虽然没有得逞，但是对清廷的震撼还是挺大的。

之所以发生这件事情，也跟当时清政府一再对外忍让的外交政策有关，当时在琉球王国是中国的藩属国，后来日本萨摩藩也派兵攻入琉球王国，致使琉球处于“中日两属”的状态。

日本明治维新后，除了在工业上的近代化，在军事上也掀起了一股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浪潮。

当时很多日本激进人士提出“征韩论”，希望对海外扩张来取得原始积累，但是当时的日本想要侵略朝鲜有很大的困难，日本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决定进行南下扩张。

1871年，一艘琉球进贡船因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由于闯入台湾原住民住地，遭到台湾原住民的杀害。

1873年日本派遣大臣到中国讨要说法，日本大臣询问清政府总理衙门，台湾人杀害日本国人，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当时清政府大臣表示，台湾和琉球都是中国国土，用不着日本来过问。

但是日本人却很墨迹，一直在那墨迹，并且一再强调琉球是日本国土，清政府的官员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的牵扯，于是就说，杀人的是台湾原住民（生番），是属于“化外”，清政府也管不了，本想把这件事推卸过去。

谁知道日本后来就揪着这句话不放，意思是说，既然化外之民不受清廷管束， “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表示日本要前去进行报复。

在外交措辞这方面，日本一向都拿捏得死死的，这一点是没有办法的，即使是现在看日本电影，估计你也会佩服日本人的脑回路，他就在那里想方设法的给你设圈套，让你按照他的思路走，一旦你说错了话，就开始反击你，日本就是依据清朝大臣的这一句开始发动对台湾的侵略战争。

1874年5月8日，日军派兵登陆台湾，由于清廷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并未对此事给予足够的重视，日本对原住民进行了打击，当时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身亡，其他原住民不得不投降。

此时，清廷才对此事予以重视，并且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主持事物。李鸿章也调集淮军主力部队六千五百人赶赴台湾。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没多久，淮军也都是打过硬仗的班底，并不害怕日本，加上当时日军军队内爆发热病，日本财政上难以为继，因此与中国进行和谈。

当时的李鸿章和沈葆桢都表示，此次战役日本根本无法打下去，在谈判的时候一分钱也不能给，然而清政府在谈判桌上却十分软弱，最后竟然以其他形势赔偿五十万，日军从台湾撤军，清政府将该事件定性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

结果日本后来就根据这个词，据此否定清政府对琉球的宗主国关系，此处再次表明日本在强词夺理方面的功夫是如此了得。

在清政府的眼中，日本本来是个曼尔小国，从来没有给予重视，但是经过牡丹社事件，尤其是日本在1874年侵略台湾之举，更是让清政府内的很多人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李鸿章在和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李鸿章就断言“倭国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

随后李鸿章上奏《海防筹议折》，洋洋洒洒上万字，全面论述中国建设近代海防的必要性，并且还给出了具体的建设方案。如果海防强大，那么 “若先时备豫，倭兵亦不敢来，乌得谓防务可一日缓哉！”

可以说，牡丹社事件是甲午战争提前二十年的一次预演，如果清廷能够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许不会有甲午战争的惨败。

尽管李鸿章上奏了洋洋洒洒上万字的海防筹议，但是当时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认为，塞防无论在何时都要优先于海防，当时清廷花费上亿两白银进行西征，然而在海军建设上的投资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