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熊廷弼在大凌河下令放弃关外并退守山海关，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其被斩于西市并传首九边。那么这三年多里，何人欲救，又是何人欲致其于死地呢？

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九，熊廷弼上《封疆已失疏》汇报关外战损详情并请罪（这只是一种姿态，他本人觉得广宁之败与他无关），“功则同功，罪则同罪，枢臣已有成议”。

注：天启元年十一月，因“经抚不和”日益严重，明廷传旨熊廷弼和王化贞，“功则同功，败则同罪”。单从律令的角度，熊廷弼坐兵败失土之罪，并不冤枉。

首辅叶向高（东林），以“恐一时关门空虚，无人把守”为熊廷弼说情并票拟让其戴罪立功，“已有旨姑准其戴罪守关，立功赎罪”，天启未表明态度但也没阻止。

三十日，礼部主事刘宗周（东林）奏请夺去熊廷弼获赐蟒服玉带、尚书官职等，并戴罪关外。天启斥其“乘机渎奏，语言无忌，姑且不究”。二月初二，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充疏称王化贞和熊廷弼功罪同域、法当并坐。天启批复为，“经、抚官姑依拟戴罪听候议处”。

初三，山西道御史江秉謙和刑科给事中刘弘化（东林），弹劾兵部尚书张鹤鸣排挤熊廷弼、职方司郎中耿如杞谣言惑众。这是明朝官场惯用的“围魏救赵”，只是天启下旨江、刘二人各罚俸三个月。

同日云南道御史王大年，奏称应给熊廷弼戴罪立功的机会。而初四，视师（山海关）兵部尚书张鹤鸣标下赞画何栋如则奏称，“经抚同罪，皆罪不容诛”。初五，福建道监察御史周宗建（东林）奏请朝廷，给予熊廷弼戴罪立功的机会。

初六，兵部左侍郎王在晋（署理兵部事）奏请，命熊廷弼出关收复宁前等地。监军御史方震孺也上言，应当抓紧部署守住中前等地。天启在王在晋的奏疏上朱批，“姑责令出关防守收复，以赎前罪”。

感觉到天启不会轻易放过熊廷弼后，叶向高派人携私信至山海关劝说熊廷弼赶快出关复土。但熊廷弼不仅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还在回复兵部旨令时大开嘴炮 – 要出关你们去，别拉我：

臣今日若为一身苟免冤枉之诛，则出关一着何烦拟议 ……

如要臣出关与抚臣（王化贞）守中前、前屯，则听视师枢臣（张鹤鸣）之与抚臣同心共意者共守之，而请皇上速逮臣，以快众愤 ……

只能说“求锤得锤”。

十一日，大理寺左少卿冯从吾（东林）、太常寺少卿董应举、太仆寺少卿何乔远联名“请并逮熊廷弼、王化贞，以伸国法”。十三日，陕西道御史贾毓祥弹劾“广宁失守，经抚无所逃罪”。同日，天启要求内阁拟旨，逮问王化贞、熊廷弼革职听勘，叶向高则以拖延应对。

十四日，礼科给事中周朝瑞（东林）借部议蓟辽总督王象乾奏疏（他建议优先加强关内防御，而不是出关复土），奏请留熊廷弼于关门戴罪立功，叶向高票拟同意并称“熊廷弼似胜王化贞”。

此票激怒了天启，皇帝派内侍至内阁甩下名言“熊廷弼走得快，果胜”，也为朝廷立下了明确的风向标。内阁不得不拟旨，命锦衣卫逮王化贞返京问罪、熊廷弼革职返籍听勘（熊廷弼未依旨返乡，这让天启更加恼火）。

此后，浙江道御史徐景濂、广西道御史马逢皋、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徐大化（阉党）、河南道监察御史崔呈秀（阉党）、御史谢锦文等官员，纷纷以“经抚罪同罚异、于法不公”要求将熊廷弼一并逮问。

三月初四，重量级人物发声。

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东林）以“经臣熊廷弼、抚臣王化贞，罪可详核，法当并逮，抚字已难再入”，奏请皇帝严明律法“毅然独断，应诛应斥，法不移时”。天启遂下旨，“熊廷弼法司从公问明具奏”。

皇帝表明态度后，关于熊廷弼罪行的谣言（主要是“通夷”）也开始盛行于朝野内外。孙承宗在二十二日奏请皇帝不要听信谣言。二十六日叶向高也上建言，希望各部司官员尊重法司并静候审理结果，不要妄言猜测 ……

四月初一，三法司正式会审熊廷弼和王化贞。

参与审理以及会勘的十三道十三司两寺二十八名官员，对于兵败、弃土这一事实没有异议；对于兵败失土者当死的律令没有异议；对于熊廷弼、王化贞的“同功同罪”也没有异议 ……

也就是说熊王二人被判死罪是没有争议的，争的是二人（主要是熊廷弼）有没有资格，享受“八议”特权减轻罪罚。

主持会审的刑部福建司员外郎顾大章（东林），就公开主张判王化贞斩刑、以“八议”宽宥熊廷弼为戍边。但熊廷弼早自己堵死了减罪的路：

使广宁告急之日，廷弼肯仗义誓师，或卷甲疾趋广宁，提一剑以勘祸乱，或坚垒固守右屯，收余烬以图恢复，反败为功，且不朽。计不出此，一闻大兵既败，疾呼不救，先奔榆关，尚书平日何等威风，一旦作此举动，岂不负国恩而遗笑于天下乎？即有盖世之气，料事之明，亦不足以赎丧师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坏封疆，国有定律，百口何辞 ……

说者曰两人皆国之大臣，应否在八议之列，臣等昔读苏轼刑赏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臣等敢附于执之之义，但施不测之恩，是在皇上，非法臣所敢轻拟也 ……

听闻广宁惨败后，熊廷弼做出了放弃整个关外的决策。无论他具体理由是什么，参与会审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接受不了（朝廷的大部分官员也接受不了）。觉得他是能为而故意不为，其心可诛！

会审结果上报内阁后，叶向高、韩爌（东林）试图通过票拟为熊廷弼争取宽宥，但天启坚决不依，三次改票后传旨，“会同覆审既明，俱依拟”。

综上可以看出，从兵败到被判死罪。东林中有踩熊廷弼的、也有很多保熊廷弼的。加之此时阉党尚未成型，所以熊廷弼的死罪跟所谓的党争基本没关系。主要还是“同功同罪”，以及熊廷弼自己的一些决策、表现有问题。

熊廷弼被判死罪后，围绕他的第二轮拉扯也展开了。最初还只是围绕着是杀还是赦，各说各的。

如周宗建、朱童蒙、周朝瑞、江秉谦、刘弘化、甄淑（东林）、周季六人联名，“愿以身保廷弼，如恢复无功，乞先斩臣首，并斩熊首，以彰乾钺”。御史马鸣世、刘徽等则以严明法纪、奏请即杀。左都御史邹元标（东林）请天启效仿神宗，宽恕熊王二人 ……

因帮熊廷弼说情的人还不少，当年秋决前，叶向高就势劝天启展缓勾决，为熊廷弼争得一年时间。但此后围绕熊廷弼的拉扯开始“扩大化”，不少官员在奏请处死或宽宥熊廷弼时，也顺带攻击起敌对方。

比如主张处死熊廷弼的河南道御史冯三元，弹劾陈大道私下勾连湖广官员出揭保熊（暗指他们结党）。云南道御史杨维垣（阉党干将徐大化的表侄）在奏请即杀熊廷弼时，一并弹劾顾大章，称其保熊是因为收了四万两的贿赂。

注：冯三元是熊廷弼初任经略时，攻击他最积极的三御史之一（另外两个是张修德、魏应嘉）。辽沈失陷后，为复起熊廷弼，天启主动将他们三人各降三级并外调。

天启三年二月初四，户科给事中郭巩（阉党）疏劾熊廷弼并奏请将其即杀。同日南京御史涂世业（阉党），弹劾周宗建因受贿庇护熊廷弼。周宗建上疏自辩的同时，反劾涂世业私下结交内臣（魏忠贤） ……

二十四日，郭巩又借熊廷弼弹劾周宗建，并将东林骨干们一并攀附，“宗建与刘一燝、邹元标、杨琏、周朝瑞等保举熊廷弼为邪党”。折腾到四月末，天启各打五十大板，“各夺俸三月”。当年秋决前，叶向高再次成功劝说天启暂缓勾决。

天启四年九月，督师辅臣孙承宗，奏请皇帝免熊、王二人死罪（宽宥为戍边）。借这个机会，刑部尚书乔允升（东林）在朝审时奏请宽恕熊廷弼。

注：朝审制度始于天顺二年，规定每年的霜降以后，对于将要处决的死刑犯进行重新复审。参审人员主要为三法司官员、在京公侯等。

乔允升的奏请引爆了众御史，他们纷纷上疏朝廷宽宥或者处死熊廷弼，争得不可开交。天启虽驳回了乔允升的奏请，但在叶向高的劝说下，再次暂缓勾决熊廷弼。到了十月形势陡变，东林和阉党开始决战了。

为了彻底击溃东林，阉党决定围绕“封疆案”做文章，突破口就是前一年杨维垣弹劾顾大章收受熊廷弼四万两贿赂。

天启四年十二月，御史梁梦环奏请逮问汪文言（东林）。天启五年三月，汪文言入锦衣卫北镇抚司。在汪文言死前，北镇抚司许显纯（阉党）拷问出了“需要的”供词：

其受银一万两而十日内四疏保廷弼者，科臣周朝瑞也。受银二千两，而援嘉靖甲元例应议停刑者，通政司参议黄龙光也。受银四万两，而改廷弼入矜疑者，刑部郎中顾大章也。各受银二万两，而多方为廷弼营脱者，杨涟、左光斗也。魏大中、袁化中亦受重贿，同声救之。

众东林暂且不提，熊廷弼这是又攀上一项行贿死罪了。本就看他不怎么顺眼的天启，怎么还会饶恕他？

天启五年五月初五，御史门克新弹劾右庶子叶灿、光禄卿钱春、按察使张光缙朋比为奸，并“逃臣不时之戮，请立诛熊廷弼，以正欺君误国之罪”。内阁还未票拟，天启就命内臣传话必须处死熊廷弼，不得模糊。自此，熊廷弼有死无生。

七月末，《辽东传》一书在京师传开，不知是谁将其示于天启（刘若愚说是大学士冯铨）。此书褒赞熊廷弼、贬斥朝廷的内容激怒了天启，皇帝大骂熊廷弼“心怀不轨，辱国丧师，恶贯满盈，罪在不赦，而又刻书惑众 … 宜亟加两观之诛”。

八月十二日，天启下敕谕称熊廷弼“丧辽辱国之一案，便寸斩尚有馀辜”。二十五日，正式下达“绝命诏书”，同日熊廷弼于西市被凌迟处死、暴尸漏泽园、传首九边并追夺诰命。

编者注：本文史料主要源于《明熹宗实录》《三朝辽事实录》《熊廷弼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