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了西汉张骞的使命——联络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张骞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艰苦旅程,途经大宛和康居,最终到达大夏地区,找到了大月氏。根据史书记载,大夏位于妫水以南,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即西方所称的南巴克特里亚地区。
所谓巴克特里亚,是指位于兴都库什山以北、西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西的阿姆河南北两岸的区域,涵盖了现今的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这一名称来源于西方。按地理分划,可以将巴克特里亚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南巴克特里亚是古希腊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核心地区。 在2021年澎湃新闻的文章《新丝路学刊︱王建新:丝绸之路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中提到,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大夏并不是巴克特里亚(指南巴克特里亚),而是被称为吐火罗的塞克人或塞人建立的,而贵霜王朝是由月氏人建立的。 显然,关于大夏所在的地点,国际学术界与中国史书存在争议。那么,中国史书中提到的大夏到底在哪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的联合考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证实了中国史书的可信度,再次印证了历史的准确性。 大夏的故事与大月氏紧密相关,要想了解大夏,首先要探讨大月氏的历史。大月氏最早生活在中国西部,因受到匈奴的威胁,他们被迫西迁,最终从东天山迁至西天山。那么,大月氏究竟是如何从东天山迁到西天山的呢?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的西行路线:公元前129年,张骞逃离匈奴后西走数十日至大宛,然后到达康居,最后在大夏找到了大月氏。因此,从大宛到大夏,中间必须经过康居,或者穿越高山。 历史记载中,大月氏最初位于妫水以北,而大夏则在妫水以南。最终,大月氏征服了大夏,并在此定居。所谓的妫水,实际上指的就是阿姆河,它是中亚地区最大的一条河流。在中国历代的史书中,关于阿姆河的记载一直都有延续。而妫水这一名称的使用,正是因为大月氏将祖地的名称带到了新居住的地方。 因此,从中国史书的记载来看,大夏应该位于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属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核心区域。那么,考古工作是否支持这一观点呢?在中国与中亚的考古合作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2020年《光明网》的一篇文章《破解大月氏之谜——中乌联合考古的新进展》中提到以下两点重要发现:首先,确定了康居的大致位置,即在撒马尔罕盆地南缘和西天山北麓。而大宛则位于费尔干纳盆地,该盆地跨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交界地带,处于康居国的东部。同时,在北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与古希腊文化相关的遗物。 其次,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具有显著特征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至公元1世纪初期,与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的月氏文化遗存十分相似。这一发现表明,大月氏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已经西迁至北巴克特里亚,这与中国史书中的记载完全吻合。 综合史书记载和考古学的发现,可以确认大夏就是巴克特里亚。中国史书中的记载没有错,且得到了考古证实。 那么,为什么国际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的学者,一直主张大夏不是巴克特里亚呢?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如果大夏真的是巴克特里亚,那么西方关于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历史叙述将会受到影响。因为西方学者认为巴克特里亚王国代表了典型的古希腊文化,曾受塞琉古王朝的统治,然而张骞等人所见的巴克特里亚,显然并非是古希腊文化的延续。 《史记》中记载,大夏与大宛的风俗非常相似,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这些描述表明,大夏、大宛和安息帝国等地,在风俗、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都有显著的相似之处,并且与古希腊文化并无直接联系。尤其是对于货币铸造的记载,显示出当地社会还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尚未掌握复杂的铸币技术。 如果大夏真的是巴克特里亚,按照中国史书记载,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历史叙述将会出现重大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亚历山大东征、塞琉古王朝等重要事件。西方在阿富汗地区发现的古希腊风格遗址和一些古希腊金币,也让人对这些叙述产生疑问。 因此,西方学术界一直不愿接受大夏就是巴克特里亚的观点,试图将大夏与巴克特里亚区分开,以便维持其历史体系的完整性。 总的来说,中国在参与中亚的考古工作中取得了重要突破,不仅证实了大夏确实是巴克特里亚,而且进一步验证了史书记载的可信度。这也意味着西方关于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历史叙述,可能存在重大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