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加拿大多伦多的寒冬冷得刺骨。一家养老院的房间里,工作人员发现一位82岁的中国老人蜷缩着身体,已经没了呼吸。
有报道说他是深夜翻身时弄掉了棉被,瘫痪的身体连捡拾的力气都没有,最终被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夺走了性命。
这个冻毙异乡的老人,名叫张国焘。消息传回国内,开国上将许世友的一句评价引发轩然大波:“在共产党内,除了毛主席,没人是他的对手。”
有人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一个叛党叛徒,怎能配得上“对手”之称?也有人沉默认同——这个死得凄凉的老人,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央局组织主任,曾是站在革命潮头的核心人物。
一个曾与毛主席并肩的革命元勋,为何会沦为叛徒,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1897年,张国焘出生在江西萍乡的地主家庭。家境优渥,他从小锦衣玉食,一路读到北京大学,20岁出头就成了众人羡慕的“北大学子”。
彼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张国焘的热情。他主动登门拜访,凭借出众的口才和组织能力,很快成为李大钊麾下的核心骨干。
也是在北大图书馆,张国焘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是湖南来的学生,在这里做管理员,每月挣8块大洋。
张国焘打心底里看不起他。自己是地主少爷、北大高材生,而毛主席穿着粗布衣裳,一口湖南乡音,在他眼里就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这种轻蔑,成了两人日后矛盾的伏笔。
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24岁的张国焘作为北京代表参会,凭借早期积累的声望,被推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这是党内顶尖职位,比他年长4岁的毛主席,当时仅负责宣传工作。
那段日子,张国焘确实为革命出过力。他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深入铁路工人中间演讲,组织罢工运动。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他站在最前线喊话,虽最终被军阀镇压,但他的名字从此与工人运动紧密绑定。
权力的攀升,让张国焘内心的欲望开始膨胀。他变得争强好胜,眼里只剩职位与权力。
中共三大上,张国焘落选中央委员,原本的组织部长职位,被毛主席接任。这次失利让他耿耿于怀,对毛主席的不满愈发强烈。
后来他回北京时,被北洋政府逮捕。面对审讯,他没扛住压力,直接供出了李大钊等同志的秘密。不久后,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杀害,革命事业遭受重创。
1935年6月,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的张国焘,手握8万兵力,而中央红军只剩不到3万人。
兵力上的优势,让他的野心彻底爆发。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北上抗日”路线,执意要带部队南下建立根据地,甚至私下给部下发密电,企图用武力胁迫中央,制造党内分裂。
毛主席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称其为“这辈子最黑暗的时期”。中央红军果断北上避险,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兵力折损过半,他的错误路线被彻底印证。
这次失败,让张国焘在党内威信扫地。但他没有反思,反而心生怨恨,叛逃的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
1938年4月,机会来了。张国焘以边区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陕西祭拜黄帝陵。出发前,周恩来特意叮嘱他切勿冲动,他拍着胸脯保证“一定回来”。
祭拜结束后,他却悄悄转道西安,买了去武汉的火车票。周恩来连夜追赶至西安火车站,苦口婆心地劝他:“要是觉得职务不合适,中央可以调整,千万别走歪路。”
张国焘不为所动。抵达武汉后,他第一时间联系上军统头子戴笠,开门见山表达了投奔国民党的意愿。
毛主席仍在尝试挽留,亲自发电报:“党内任何工作,你随便挑选。”他的回复却冷冰冰:“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远在延安的妻子杨子烈,此时已怀有6个月身孕。中组部的同志找到她,告知张国焘叛逃的消息。她当场崩溃,哭着找到毛主席,请求去汉口把丈夫劝回来。
毛主席很感动,称赞她“若是能劝回张国焘,就是党的大功臣”,还给了她路费和生活补助。可当杨子烈赶到武汉见到张国焘后,在丈夫的花言巧语下,最终选择放弃信仰,追随他走上了叛党之路。
张国焘本以为投靠国民党能东山再起,没想到等待他的是“利用与提防”。
蒋介石起初对他抱有期待,觉得他熟悉中共内部情况,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戴笠更是把他当“贵宾”,每次请客都特意带上他,高调介绍:“这是中共元老张特立先生。”
可时间一长,国民党就发现张国焘没什么实际用处。他脱离中共核心多年,掌握的情报早已过时。几次试图扰乱延安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连审问被捕的地下党员都遭鄙视——那位党员看着他,眼神里满是不屑,直言“死有何惧,绝不屈服”。
束手无策的张国焘,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审讯室。他心里清楚,自己早已不配再谈“革命”二字。
失去利用价值后,张国焘被国民党彻底边缘化。戴笠为他定下“尊而不敬,用而又防”的八字原则,表面称他“张先生”,暗地里派专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1945年抗战胜利,张国焘想跟着国民党去台湾,被蒋介石直接拒绝。蒋介石直言:“叛徒不可信,留着是隐患。”
1948年,他好不容易混上前往台湾的轮船,刚把报社办公地点装修好,就被台湾当局以“公用”名义强行没收。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带着家人逃往香港。
在香港的日子,张国焘过得十分困窘。他靠给美国报社写文章糊口,内容全是攻击大陆的文字。后来黄金价格暴涨,他把所有积蓄都换成黄金,想趁机发财,却遇上朝鲜战争爆发,黄金价格暴跌,他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走投无路的张国焘,想到了向大陆求助。1953年,他给毛主席写信,轻描淡写地将叛党形容为“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得到一官半职。
毛主席回信表示,他可以回大陆,但必须为叛逃行为写下深刻检讨。张国焘不愿认错,此事不了了之。
1958年,61岁的他再次写信给毛主席,抱怨生活困顿,请求政府提供职位,却依旧对自己的过错只字不提。毛主席的回应依旧明确:回大陆可以,但要断绝与美国方面的来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张国焘又一次拒绝了。他既想得到庇护,又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始终改不了自私自利的本性。
后来,美国一所大学请他撰写回忆录,每月给2000港元报酬。他花了4年时间写完《我的回忆》,书中充斥着对昔日战友的诋毁,连妻子杨子烈都忍不住骂他“没有良心”。
在香港待了20多年后,晚年的张国焘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投靠大儿子。此时他身体早已垮掉,瘫痪在床,儿子工作繁忙无力照料,只能将他送进一家免费养老院。
生活拮据的他,想起曾帮助过蒋经国——当年正是他从中斡旋,才避免蒋经国被苏联流放。他写信给蒋经国求助,最终收到了1万美元资助。
这笔钱没能改变他的境遇。1979年12月3日深夜,养老院里气温骤降。张国焘翻身时弄掉了棉被,瘫痪的身体无法动弹,只能在冰冷的床上煎熬。
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员发现他时,他已经没了生命体征。
他的葬礼十分潦草,儿子们称“治病花光了所有钱”,最终还是向台湾方面求助,才将他安葬在多伦多的松山墓园。
15年后,杨子烈去世。她的墓碑上,亲属一栏是空白的——这位陪伴他一生的妻子,最终还是无法原谅他的叛党行径。
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伦敦日报》记者曾采访张国焘。他望着远方,良久才说出10个字:“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是啊,属于他的时代早已落幕。从北大高材生到革命元勋,从权力追逐者到叛逃者,最终冻毙异乡,张国焘的一生,早已写好了答案:信仰的底色,从来容不得欲望的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