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都换了新的负责人。总后勤部的新负责人不仅成为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之一,还参与了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包括罗瑞卿、萧华、谭政、萧向荣、杨成武和邱会作。
总后勤部长对总政治部的领导风格不太满意,他在不同场合的会议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与萧华、甘泗淇和徐立清等人有较多的意见。邱部长在落实加强政治工作的要求时,有意忽略了萧华的工作。他认为,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例如打仗时,政治工作要保障战斗任务的顺利完成;而在农副业生产中,政治工作则要支持生产任务的完成。他强调,如果政治工作脱离了实际需要,那就是空洞的、孤立的。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委副秘书长的萧华,自然不太喜欢邱部长这种看法。两人有一定的上下级关系,萧华协助罗瑞卿处理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邱部长的态度显然让他不高兴。每当他们在会议上表达不同观点时,场面显然不太融洽。 几天后,军委举行了一次常委会,所有的老帅都出席了会议,作为办公会议成员的萧华等人也列席其中。在讨论总后工作时,总后勤部长作了报告,得到了部分人的认可。萧华则指出,各个总部的发言应该注重政治内容,并要有一定的深度。邱部长对此反应过于激烈,他认为萧华的说法是在贬低总后的报告,甚至直接质问萧华:报告写得完美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加几句空洞的词汇吗?会议上,双方的对话充满了火药味,在场的其他成员也能感受到气氛的紧张。坐在一旁的萧向荣——军委副秘书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劝邱部长最好不要再说下去,免得场面更加难堪,也会让人觉得不够团结。会议的主持人罗瑞卿作为总长,观察力敏锐,立刻做出了裁决。他依照老帅们的指示,决定停止讨论其他问题,避免进一步争执,因为继续讨论对大家都没有意义。实际上,邱部长对总政治部的挑剔非常敏感,这种态度为他日后的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他认为,总政治部把那些处理不好干部问题的人员都安排到总后,认为总后是一个养老的单位。但邱部长担任总后部长的使命感非常强,他希望能提升总后的工作水平。他也曾感到,过去很多人对后勤工作有偏见,认为那些既不能打仗,也不能做政治工作的,才被安排到后勤系统,这种偏见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 在干部任免问题上,邱部长与萧华多次发生了分歧,而作为军委秘书长和总长的罗瑞卿,常常在各种会议上充当调解员,从大局出发,尽量不偏袒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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