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为《中华遗产》、《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

抗战时期，四川作为西南大后方，是抗战御敌的大本营，更是坚持抗战的精神堡垒。可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三年，四川却还是军阀割据、中央政府无法深入的王国。国民政府是如何在短期内将势力渗入四川，实现军政财权统一的？

01 蒋介石的一石三鸟之计

众所周知，重庆是中国抗战时的陪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初确定的抗战大后方，不在西南，而是西北。那么，西南是如何取代西北的呢？

1932年10月，四川最大的两股军阀势力——刘文辉与刘湘叔侄开战，结果，踞守重庆的刘湘独霸四川。但刘湘“四川王”的位置还没坐稳，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对刘湘造成威胁。1933年10月，刘湘受国民政府任命，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与蒋介石合作围剿共军。“围剿”失败后，刘湘黯然去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准备长征。一个借力打力的计划在蒋介石的脑海里产生：将红军赶向中央势力无从插足的西南，令西南各路军阀“围剿”，并派中央军跟进，达成消灭红军、削弱西南军阀、将中央势力深入西南腹地的三重目的。

于是，蒋介石向刘湘发电，请他复职。刘湘清楚，中央军入川，自己独霸四川的局面恐难维系，但他不得不接受。他忌惮红军，庞大的军费开支也让财政左支右绌。而蒋介石也盘算，刘湘在川军诸将中实力最强，且在商界人望很高，当前扶持刘湘协助“剿共”是上策。双方商定：刘湘任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中央拨款补助，派出参谋团协助川军“剿共”。蒋介石就这样在四川打入一个楔子。

刘湘 图源：网络

中央势力进入四川，是时局中一件大事。此时，蒋介石已决定将四川确立为抗战后方基地。接下来，就是要借刘湘之手，将川政收归中央了。但是，刘湘的算盘，是借助蒋介石中央的势力实现对四川的独霸。统一与割据，集权与分权，刘湘与蒋介石之间拉开了勾心斗角的大幕。

02 刘湘和蒋介石“摆龙门阵”

1935年2月10日，四川新省府在重庆正式成立。第一件事，就是打破二十余年的“防区制”，政权财权收归省政府；实行新县制，选拔训练区保甲制官员。

刘湘是乐见其成的，毕竟打破防区制，扩张的是省政府的权力。于是，他带头将自己所属的二十一军的防区交归省政府，其他将领一看大势已去，纷纷通电拥护川政统一。

但是，在选拔县政官员的问题上，省权与中央权威就发生冲突了。蒋介石要求重庆行营仿武汉行营的先例，在重庆训练四川县政人员，训练完毕后，交由省政府以县长、区长委用。这样明显的夺权，刘湘怎会应允？

最后，训练班由省府与行营合办，刘湘主事。刘湘告诫下属要对受训人员说：“你们都是四川人，听刘主席的就是听中央的。跟着刘主席走，不会亏待你们。”从该所走出的1017名官员，日后就成了刘湘主政的骨干。

见县政人员插不进手，蒋介石心生一计。他曾对刘湘承诺，参谋团只策划“剿匪”军事，不过问政治。但刘湘没料到，随团而来的除宪兵一团外，还有康泽的别动纵队2000多人，他们有两个任务，一是反共，二是反刘。

刘湘 图源：网络

如果之前种种刘湘还可以忍气吞声的话，那么，蒋介石在峨眉山开办“康川滇黔军官训练团”挖川军的墙脚，就触及了刘湘的核心利益。

1935年8月2日，训练团如期在峨眉山报国寺开班，4003名军官和政教人员参加。蒋介石亲任团长，在开班仪式上，他一身戎装，昂首挺胸地教导大家，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回部队后又是我的部下，希望你们努力剿赤，将来自有无限美好的前途。

在现场的刘湘不动声色。当他事先得知陈诚要在训练团大批发展国民党员时，就暗中将国民党员登记表和党证发给军官们。等陈诚来动员军官入党时，碰了一鼻子灰。

有一次，刘湘的副官曾伟澜与一位营长对饮。酒过三巡，喝高了的营长向曾伟澜吐露了一桩秘密：蒋委员长私下里给刘湘的师长王缵绪、唐式遵送大洋10万元，范绍增5万元。

刘湘听罢，决定拿范绍增开刀，摆一出“龙门阵”。刘湘单刀直入：“假设有人向你出大价钱，哈儿（注：范绍增绰号范哈儿），你就得对他感激涕零了吧？”范绍增吓得虚汗直冒，连忙将银票从衣襟里掏出。不久，“范绍增退款”一事在川军不胫而走，唐式遵、王缵绪被高高挂起，没人再敢在蒋刘之间骑墙。

03 “两广事变”后刘湘的一招险棋

1936年6月1日，广州省政府主席陈济棠，联合桂系首领李宗仁，指责国民政府抗日不利，两广组成抗日救国军，兵锋指向湖南，“两广事变”爆发。

蒋介石当即调兵防御，他还特电刘湘，让他表明态度。刘湘是希望抗战，不愿意日本人势力进入四川的。但是，处在蒋介石压迫下，他又不得不敷衍。也许是受蒋压迫过重，刘湘下了一招险棋。

这天深夜，重庆和成都的北校场，突然多了些持枪的军人。他们虎视眈眈注视着重庆行辕与成都军事学校，只等一声令下，就冲进去将其缴械。他们等着刘湘的命令，刘湘在等时局。可是，他们等到的不是好消息。

蒋介石用数百万元收买了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带走了40余架飞机；陆地上，陈济棠的心腹余汉谋被上官云相说动，通电拥蒋。结果，“两广事变”未放一枪，未发一弹，兵不血刃地失败了。

随后，蒋介石给刘湘发电：“上庐山避暑”。刘湘知道凶多吉少，便求邓汉祥替他走一遭。八月的庐山凉风习习，邓汉祥却直冒汗。蒋委员长收起了一贯的矜持和礼节，怒目而视，拿鞭子指着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说：“刘甫澄（注：刘湘字甫澄）星夜调集军队，围攻重庆行辕和成都军校，反对中央！”邓汉祥急中生智，辩解道，调兵为了剿匪；星夜集结，是为了出其不意，怕袍哥通风报信。

蒋介石本想发作，但想到也不能把刘湘逼急了，遂顺水推舟给刘湘写了一封信，劝勉刘湘“精诚团结，与中央通力合作”，这件事就过去了。

04 无奈将权力交还

1937年，一场特大旱灾袭击了四川。蒋刘之间的冲突谣传更是受人关注。“西安事变”中，刘湘为张学良、杨虎城开脱，激怒蒋介石，川军与中央军在重庆浮图关一带修筑工事，形成对峙。以至于在1937年春节时，成都当局甚至禁止燃放爆竹，以免被误认为中央军和川军互相开火。

谣言交迫中的刘湘，既对蒋介石“削藩”手段心防难消，又苦无拥兵自卫的正大名义。不仅如此，由于南京拖欠军饷和分化瓦解，川军内部也是分崩离析。他手下的大将唐式遵、王缵绪收下10万元银票，约定反刘事成之后接任绥靖主任、省主席职务。

大将有二心，刘湘岂能不知？据当时四川著名实业家刘航琛回忆，刘湘曾向他出示若干将领向蒋介石输诚的电报。但刘湘无能为力。他只好接受中央提出的整军方案，将权力交还中央。

“七·七”事变爆发后，刘湘于8月7日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一到机场，刘湘就发表谈话，决以川康人力、财力贡献国家。当晚的会议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站起来，慷慨直言：“川军出川抗战，我们愿意贡献30万兵力，可以贡献500万壮丁，若干万担粮食。”

“八·一三”事变那天晚上，刘湘亲自向蒋介石建议中央迁川。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正式议决迁都重庆，这时，蒋介石说了一番话：两年前平定四川以后，“始觉对日可为武力抵抗，以四川足为持久战之根据地也”。言下之意，没有四川，抗战不可持久。其实，刘湘自己也明白，如果他不出川，中央将以为他有盘踞地盘的心理，未必能够放心西迁。

就在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之际，刘湘突然大口吐血，一病不起。他早年即罹患胃溃疡，此时由于督率川军出川抗战，病情复发加重。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于汉口陆军医院。刘湘一死，川政算是掌握在蒋介石手中了。

但是，刘湘正值壮年，暴卒于汉口，还是让众人议论纷纷。多年以后，刘湘的心腹邓汉祥在回忆文章中说，刘湘病重期间，蒋介石免去了他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职务。邓汉祥说，刘湘一半是病，另一半是被气死的。

收拾刘湘遗物时，在他的床头柜发现一张纸条，上面抄写着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刘湘抗日壮志未酬，地盘还被蒋介石劫夺了去，心有不甘；但是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中国熬过了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