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毛主席曾给身边人这样动情地说过。

从1953年首次以国家领导身份南下，到1975年最后一次离开，22年间毛主席一共去过杭州53次，累计居住近800个日夜。

西湖的碧波、孤山的梅影固然令人流连，但真正让毛主席一次次折返的，却是因为三个人。

他们把浙江当作考场，把杭州当作指挥部，而毛主席则是亲自来“阅卷”的严师，更是牵肠挂肚的老战友。

开国“谭老板”，给浙江打底子

第一个让毛主席如此牵挂之人，乃是大名鼎鼎的“谭老板”——谭震林。

谭震林，原名谭喜起，1902年4月出生于湖南攸县，是我党早期党员之一，1926年加入我党，曾参加过北伐和农民运动。

1927年年底，他跟随毛主席上了江西井冈山，参加过著名的“遂川战斗”，后来成为毛主席麾下极为器重的骁勇干将，深得伟人欣赏、信任。

1932年，谭震林任福建高层，因其在搞情报工作时，经常以商人身份作掩护，故而大家都开玩笑地称呼他为“谭老板”。

那时毛主席也称呼他为“谭老板”，可见毛主席与谭震林感情之深厚。

后来长征时，出于种种原因，谭震林没有跟随毛主席参加长征，而是被留在苏区打游击，这样一来，毛主席与谭震林分隔了好多年。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经常念起谭震林，多方打听最后知到他还活着，毛主席十分开心和激动。

抗战时期，谭震林被调任山东，持毛主席亲笔信“尚方宝剑”统一武装。

毛主席寄信调侃“煎饼卷大葱”，谭震林回应“打完鬼子共赏荷花”，两人关系之亲密可见一斑。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人们虽然迎来了新的生活，但是城市凋敝，工厂停工、农田撂荒、残匪出没，民生艰难，是摆在眼前的一道难题。

毛主席为此深思了好几天，最后决定让谭震林去治理杭州，他知道谭震林文武双全，是块治理城市的好手。

谭震林也不负众望，到杭州后，第一件事是剿匪。他抽调部队进山，3个月打掉大小股匪百余支。

第二件事是土改，亲自背把油纸伞下村丈量土地，把地契按到农民手里。

第三件事是复工，他挨个跑纺织厂、钢铁厂，调设备、找技师，1950年浙江工业产值翻了一番。

1953年毛主席第一次到杭州，点名要看“谭震林时期的账本”，听完汇报后连说“有味道”，还在小营巷卫生模范区夸“浙江有样板”。

此后每次来杭，他总要问一句：“老谭留下的土改底子，有没有反弹？”

那份对“老谭”打下的基础念念不忘，正是毛主席念旧又重实的性格写照。

接替“大谭”的“小谭”，让浙江起盘子

第二个让毛主席深深牵挂的人是谭启龙。

当年谭震林在浙江担任高层领导时，谭启龙正好是他的副手，后来谭震林调离浙江后，谭启龙就接替了他的职务。

谭震林和谭启龙两人都姓谭，却并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谭震林是湖南人，谭启龙的江西永新人。

而要说起谭启龙的履历，他也是一位老G命，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为党员，是我党早期成员之一。

他早年曾参加过湘鄂赣苏区的创建与反“围剿”斗争，曾任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赣东北、苏皖、皖南特委S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W，参与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政W等职，参与过孟良崮、淮海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主政地方，三度出任浙江省高层，并先后担任山东、福建、青海、四川等省（区）领导，兼任济南J区、成都J区第一政W。

1949年在谭震林担任浙江一把手时，谭启龙是他的助手，不仅给予了谭震林巨大的支持，也从中学习到了丰富的管理和治理经验。

1952年，谭震林上调华东局后，毛主席亲自圈定谭启龙接班。

为区分二人，毛主席风趣地将谭震林称为“大谭”，喊谭启龙为“小谭”，从此党内传开，也都那么叫了。

谭启龙上任后，一边继承谭震林的方针路线，一方面又创新地针对地方发展进行改革。

其在任期间，对浙江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他抓住绍兴纺织业做突破口，1953年产量同比增三成。

又拍板扩建宁波港，亲自陪毛主席踏看海岸线，敲定万吨级码头方案。

1954年，毛主席再次来杭，走进纺织厂车间，看到机器轰鸣、女工穿梭，当场批了国家追加投资。

那年盛夏，西子湖畔闷热异常，毛主席却高兴得不肯午休，对谭启龙说：“你让纱锭唱起歌来了！”

井冈山“老秘书”，替毛主席守了18年“后院”

如果“二谭”是给浙江做好了奠基，江华就是“守基”时间最长的管理者。

1949年8月起，他先后任浙江省、杭州市高层领导，谭启龙调离后，他继续执掌浙江杭州。

他一共在浙江待了18年，也是接待毛主席次数最多的人。

要说到江华与毛主席的关系，两人关系也十分亲密，早在井冈山时期，江华就给毛主席当过秘书。

长征前夜在赣南送别，他还一路搀扶着毛主席上马。正是那份老交情，让后来毛主席每到杭州都像回家一样。

1953年初次视察，毛主席点名住刘庄，只因“江华安排的我放心”。

1958年再赴杭州，江华要提前清场布警，毛主席却连连摆手：“有江华在，我睡得着。”

与此同时，江华也没有辜负毛主席和人民的信任，在执掌浙江杭州期间，他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城市接管、金融整顿、市场稳价、绿化西湖、兴办学校，事事亲力亲为。

1956年毛主席来看教育，江华陪他走进新落成的杭州一中，汇报学校数量一年增20%，毛主席笑得合不拢嘴。

1962年浙江机械厂首批机床出口东南亚，江华把外汇单递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拍着他肩膀说：“好样的江华，你替国家挣了美元！”

1970年代，江华已转岗省政协，毛主席仍通过他了解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一次听汇报说覆盖百万农民，毛主席感叹：“江华还是当年井冈山的细伢子，做事扎实。”

其实，与其说毛主席与杭州的深厚感情，是对三位管理者的深厚情谊，倒不如说毛主席对杭州的多次视察，正是对杭州人民和杭州发展的深切关注。

杭州位于沿海，是我国很有影响力的经济驱动，只有发展好杭州的工农业才能带动全国工农业的发展。

这样看来，毛主席的战略无疑是伟大的，前瞻的，也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有人说，毛主席一生去过杭州多次，是不是去游山玩水了？

那绝对是对毛主席的误解，他不仅没有游山玩水，每一次去都给自己的工作安排的很饱和。

1953年，他率宪法起草小组住进北山街84号，30昼夜拿出“西湖稿”，奠定了新中国根本大法。

1954年，冒雪进萧山农村，蹲在田埂上拔麦苗看分蘖，回京后推动全国“深耕密植”。

1963年，在刘庄主持召开华东工业座谈会，敲定“三五”计划轮廓。

1975年，双目几近失明，仍让工作人员读浙江粮产数据，听完才放心离杭。

1975年4月13日，毛主席最后一次登上离杭专列。窗外桃红柳绿，他轻声说：“杭州的山好、水好，人更好。”

山好水好，是自然馈赠；人更好，是对三位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老战友的思念，更是对杭州人民的深厚情谊的祝愿和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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