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无视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将东北的大片土地拱手让给了日本，随后他又强迫东北军撤退到西北，去与共产党作斗争，试图一举消灭工农红军，同时也打击东北军。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后，部分东北军的士兵被纳入蒋介石的军队，部分则加入了远征军。然而，大部分东北军士兵则聚集在一起，共同度过难关。虽然经历了多次挫折，他们依旧坚持不懈，历经磨难，终于在安徽、河南、江苏交界处占据了几个县城，特别是以安徽临泉县和河南沈丘县为中心，建立起一个战区，成功站稳了脚跟。蒋介石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宣布该区域为第十战区，并划归汤恩伯的指挥。汤恩伯成为战区司令，而东北军的何柱国被任命为副司令。 战区内设立了指挥所，负责管理该地区的党政军民，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地方性的政府。除了少数杂牌部队外，战区内有两个主要的集团军，即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由蒋家系亲信陈大庆领导，蒋介石将其安插在战区内，实际上是用来监视东北军的。何柱国名义上掌管这两个集团军，但实际上，他所指挥的部队大多是东北军的部队。 东北军的第十五集团军大多来自张学良时代的部队，士兵们在东北讲武堂接受过训练。虽然他们在关内经历了多年的流亡和磨难，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坚强的团结和同乡情谊。到了河南，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东北军能在这一地区存在多年，并非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兵力和先进的武器，而是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兵力有限，无法扩展到中国的广大内陆，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控制平汉铁路，确保补给线的畅通。因此，东北军才能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得以生存。 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始终心狠手辣，但他虽承认东北军组成的第十战区，却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物资和武器。部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虽然粮草可以就地解决，但军服严重短缺，士兵们穿的都是粗糙的土布军衣。甚至有些士兵的食物供给都很紧张，每人每天仅有十五两主食，菜肴也十分简单，营养极为贫乏。河南地区物资匮乏，盐极为紧缺，老百姓甚至吃面条时不放盐，只能将面条称为甜面条，而能喝上面汤、吃上一两个馍都已算是好日子。 部队的医疗条件也非常差，士兵们常常得不到有效治疗。胃肠病和外伤常常只能依赖一些简单的药物，例如硫酸镁来治病。士兵们得了疥疮，医务人员只能用食盐水和蒸汽熨烫衣物来消毒。这些艰苦的条件，既考验着士兵的意志，也让他们更加团结。

十五集团军和十九集团军的驻地分别位于河南和安徽，但由于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东北军的士兵们与安徽的部队关系疏远。在沈丘，东北军的官兵们亲如一家，大家彼此关心，分享心情，时常在节假日互相拜年、饮酒，回忆家乡，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常常唱得泪流满面。每到年节，东北军的士兵们都会怀念故乡，心中充满对亲人的思念。 一些曾经在西北与共产党作战的军官家属，因生活困窘、无力回乡，只能流落在关中、西安一带，靠着卖唱等方式维持生计。一些官员则通过关系进入十五集团军，担任参议等职务，虽然无权无职，但勉强能维持生计。比如，东北军的少将唐君尧，在西安事变后曾与蒋介石会面，但不久后便被撤职，常年领取着八成饷，生活艰难。 在这些困境中，也有不少东北军官员通过物资交换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他们利用军队的资源与日本占领区进行物资交换，获取了海盐、鸦片等珍贵物品，用来发军饷或者自肥。这种腐败的现象在当时并不罕见，尽管有严格规定禁止吸毒和走私，但官员们仍然私下进行这些非法交易，甚至有的贪官在军事活动中勾结日军。

东北军的官员们，在这种腐败和困境的环境中，逐渐习惯了从事不正当的经济活动。尽管军队纪律严明，但在利益面前，许多人依然走上了腐化的道路。 当日本投降后，东北军的士兵们无不欢欣鼓舞，许多人庆祝胜利，载歌载舞，鞭炮齐鸣，商店也纷纷表示慰问，发放物资。然而，蒋介石并未允许东北军顺利返回故乡，而是派人阻拦他们的北上之路，试图阻止他们回到东北。尽管许多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北上，最终，东北军的部分部队成功回到了东北，但大部分官兵在这场胜利归来中，却未能如愿。 蒋介石安排的接收东北的人员多是其亲信，真正的东北将领如何柱国等则被安排了无权的职务。蒋介石虽然表面上派遣一些东北将领回来安抚东北人民，但这些安排只是形式，真正的实权并未交给他们。此时，东北军的将领们感到极度失望，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蒋介石的真正意图。

1947年，蒋介石在东北的安排更加令人失望，东北军的高层将领几乎完全被排除在重要职务之外，而一些曾经与日寇合作的汉奸反革命却被提拔为国民党军官。这些腐败的现象，加剧了东北军将士们的愤怒和不满，也让他们深刻认识到，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利欲熏心的政治家，而非民族的真正英雄。 在这种腐败和压迫的环境中，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们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最终，他们的希望和斗志被逐渐压垮，东北军也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