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人们通常把带兵打仗的军官称为将军，但这其实只是一个敬称。严格来说，在近代的军队中，只有将官及以上的军官才能称为将军。一般人认为，国民党军队中的将官多如牛毛，师长是少将以上，旅长也是少将，甚至有的团长也被称为少将。当时，南京作为首都，民间流行一句话：少将多如狗，中将满街走，用来形容国军将官的数量庞大、看似不值钱。 然而，事实与民间普遍看法却大有不同。在国军新编第7军副军长史说所写的《国民党陆军制度述略（续）》中，他提到，铨叙厅负责处理将官任命的手续，而每一位将官都由铨叙厅发放金质（铜合金）领章，背面会有编号。他指出，少将的编号仅有五百多号。

抗战结束前，国军中仅有500多位正式的少将军衔，而当时国军的总兵力接近四百万。如果拿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情况来做对比，少将的数量达到了800人。虽然两者的战斗力差距很大，但从人员编制上看，可以大致推算出，国军的将官并不像民间想象的那么多，也并不便宜。 廖耀湘的军衔则是一个极端例子。1947年8月，他担任国军第9兵团司令。然而，直到1948年5月，廖耀湘的兵团才扩大为机动攻击兵团，统领6个军和1个师，总兵力达15万。尽管他的兵团被誉为实力最强，但此时的廖耀湘军衔仍是骑兵上校，而按国际惯例，这个军衔最多也就能担任团长职务。直到9月底，廖耀湘才正式晋升为少将。但他似乎注定没有机会长时间担任将军，因为大约一个月后他就被敌军俘虏了。

他以上校军衔担任了大约一年中将级别的职责，这与国军将官多如牛毛的印象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国军的军衔制度谈起。 国军的军衔制度是中华民国成立后逐步制定的，基本上照搬了日本的军衔制度。由于日本在当时是邻近国家中最强大的军队，值得学习。另外，从清朝末期起，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在日本学习军事，对日本的军事制度有较深了解，而且日本使用汉字，文化上的相似也使得这种学习更加便捷。

1912年3月10日，孙中山以大总统身份发布了《陆军人员补官任职令草案》和《陆军官佐免官免职令草案》，这些文件初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军衔体系，军官等级分为6级16等，包括： 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排长到副营）

准尉官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但在袁世凯去世后，中国进入了长期的军阀割据时代，军衔制度逐渐混乱。各地军阀自招士兵、自己发薪水，因此军官的级别也由他们自行安排。实际上，当时许多军阀部队甚至没有军衔制度。即便蒋介石完成了北伐，表面上中国统一，但地方势力依然强大，军衔制度混乱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军衔也变成了蒋介石笼络人心的工具。

这个时期的军衔制度混乱到什么程度呢？1932年，西北军阀马步芳委任自己12岁的儿子为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这个孩子甚至还没上完小学，但为了讨好马步芳，蒋介石居然同意了这个任命，并为其颁发了任命书。 军衔的不规范使得上将这样的高级军官数量极其庞大，连蒋介石自己都看不过去了。1933年，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一次纪念周上，他公开表示：我们军队里阶级升迁太容易了，很多黄埔军校毕业生不到三十岁就晋升为少将、上将，甚至中将。而其他国家的军官，一生甚至升不到上尉。这种情况让我们的军队显得不够尊重。

为了整顿军队的军衔问题，国民政府决定重新评定军衔。1934年4月26日，军事委员会成立了铨叙厅，专门负责重新评定军衔的相关事务。1935年初，何应钦提出，军队中的上将数量过多，建议减少上将的名额，并将一部分上将改为中将。同年3月，新的军衔等级表发布，基本上沿用了之前的6级16等制度，但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增加了特级上将的设立。特级上将这个军衔，专门为蒋介石设立，表明他在军中的特殊地位，直到1980年废除，这个军衔只授予过蒋介石一人。 新的军衔制度规定了晋升的严格标准，特别是上将级别的晋升人数限制在60人左右，其中一级上将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并且对军官任职年限也有明确要求，例如少尉升中尉需一年半，中尉升上尉需两年，上尉升少校需四年，少校升中校需两年，依此类推。军官的升迁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超过年龄限制未能晋升的需要退役。

根据新规定，从少尉升上校，最少需要17年半的时间。如果战争时期有适当缩短，这个规定在仕途顺利的情况下也非常严格。 然而，在新的军衔制度实施后，出现了一些矛盾。例如，一些原先的上将被降为中将，这引起了不满。为了平息这些不满，1936年，国民政府出台了《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规定符合条件的中将可以加挂二级上将衔，享受同等待遇，缺额时优先补充。

这一制度的初衷是好的，旨在整顿混乱的军衔状况，减少地方势力的干扰。新制度实施后，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然有一些军官挂着较高的旧军衔，蒋介石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号召军官们反思：你们的学问能力，能否与外国军官相比？ 然而，制度实施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军队大规模扩编。大量中低级别的军官阵亡，为了表彰战功，军官晋升加速，原有的军衔制度跟不上这种变化。于是，职务军衔制度应运而生。这种制度下，军官的军衔跟随职务变化，但这种军衔并不由铨叙厅授予，而是临时性质的。职务军衔的待遇与正式军衔相同，但正式军衔的含金量更高。

由于职务军衔和正式军衔之间的区别，国军的军衔状况再次变得混乱。许多军官并没有正式军衔，却挂上了较高的军衔，如戴笠和张灵甫等人就有类似情况。这种混乱在抗日战争中与盟军合作时尤为尴尬。美军派来的顾问多为少将或中校，而在国军的高级指挥机关，少将以上的军官多得数不清。 战后，国军的军衔制度进一步混乱，而这些问题未能及时得到解决，最终在内战爆发后，国军退台，才有机会进行彻底整顿。 廖耀湘升任兵团司令时仍是骑兵上校的原因，与他的快速晋升和职务变动有关。尽管他早年接受过法国军校的训练，并且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突出，但正式的军衔始终没有晋升，因此出现了上校担任兵团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