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支规模庞大的野战部队,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是由八路军115师部分兵力、八路军山东部队以及新四军主力联合改编组建而成的。 华野的部队构成相当复杂,同时还聚集了一批资历深厚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军旅经历在很多情况下超过了或者至少不逊色于实际指挥华野作战的粟司令,有时这种资历差距甚至对指挥效率产生了影响。 这些资历差异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客观现象,不容忽视,也无法回避。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华野内部资历较高的高级将领,包括谭老板、参谋类将领,以及主要军事主官类将领。 先说谭震林,即人们口中的谭老板。他早在1928年10月就担任湘赣边特委书记,驻守井冈山;同年11月,成为中央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五位委员之一,即井冈山前委委员。1929年7月,他兼任红四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起点之高可见一斑。
1930年,红一方面军在湖南浏阳成立时,谭震林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八位委员之一,后来又兼任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当时红十二军军长先后为伍中豪和罗炳辉,谭震林则担任军政治部主任。 到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时,谭震林成为十五位委员之一,这一身份的重要性无需赘述。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留下的部队在江西分局和中革军委江西分会领导下坚持游击战,谭震林作为其中一员,与项英、陈毅等人共同组成江西分局的十二名委员。 相较于谭震林,红军时期仅担任非主力师师长及红七、红十等非主力军团参谋长的粟司令,资历上差距显然很大。 再看陈士榘、唐亮、宋时轮等参谋类将领。陈士榘在红军时期曾任师参谋长、军参谋长等职,1937年10月八路军恢复政委及政治部主任制度后,他担任115师343旅参谋长,随后晋升为115师参谋长及新四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成为山东军区参谋长和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可见其军事生涯大多在参谋岗位上度过。 1931至1932年间,宋时轮担任红35军参谋长,1936年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后,出任归红军前总直属的陕北红28军军长。抗战期间,他先后任120师团长、雁北支队支队长、第12支队支队长,1944年出任山东区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红军时期的唐亮,曾任红一军团红二师政治部副主任;抗战期间,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红军时期为红十五军团参谋长。总体而言,陈士榘、唐亮、宋时轮、韦国清的资历,在红军时期及抗战初期与粟司令相当,直至解放战争阶段才逐渐被后者超越。 再说军事主官类的许世友、王建安、叶飞等人。1940年5月,王建安出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司令员,同时兼任第一旅旅长;许世友则担任第三旅旅长。1942年,王建安升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及鲁中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同期粟司令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叶飞为副司令员。 抗战后期,叶飞出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仍为粟司令副手,而谭震林则为苏浙军区政委。从职位上看,许世友、王建安与粟司令基本相当,叶飞略低于粟司令。解放战争时期,华野划分为苏中、苏北、山东三个兵团,粟司令、韦国清、许世友分别任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唐亮分别担任苏北兵团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谭震林、王建安任山东兵团政委、副总司令;宋时轮则为纵队司令员。由于粟司令担任华野代司令员,除了谭震林担任华东军区、华野副政委,其余高级将领都直接隶属于粟司令,这一点毫无争议。 总体来看,上述华野高级将领资历都非常丰富,有些甚至超过粟司令,这对粟司令的指挥艺术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粟司令仍能带领华野完成超额的战略任务,这一成就实在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