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剧烈而复杂的转身。旧王朝已经崩塌，新秩序尚未确立，人物、制度与观念在激荡中彼此拉扯。正是在这样一个断裂的节点上，袁世凯登上舞台。

相较于深受传统理学塑形的曾国藩，以及在现实利益与外交博弈中反复权衡的李鸿章，袁世凯更像一位“结果主义者”。效率、成败与可操作性，是他判断问题的核心标准。这种行事逻辑上的差异，构成理解清末民初政治走向的一条线索。

但问题并不仅在于“谁来执政”，更在于“在什么样的底层逻辑上执政”。清朝的灭亡，意味着皇权的终结，却并不等同于秦制文化的退场。秦制不仅是一套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深嵌于中国历史结构中的文化形态，往往在改朝换代之后仍顽强存续。

1月7日，吕峥（右）在搜狐分享新书《走出秦制》一书

1月7日，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作家吕峥受邀做客搜狐文化频道，结合《走出秦制》一书，围绕袁世凯的历史争议及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关键转折展开分享。《走出秦制》核心内容曾以《中国误会了袁世凯》为名出版，此次新版在原有论述基础上补充了新的史料与时代背景。以下为分享会核心内容。

谈袁世凯：称帝污点最难洗脱

如果把清末到民初的六十年视作一场历史大戏，袁世凯无疑是其中的主演。吕峥认为，袁世凯正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在政治谱系上，袁世凯常被视为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而李鸿章又被视为曾国藩的衣钵传人。三人都曾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与列强长期周旋。从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这三代人身上，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士大夫阶层面对西方冲击时，应对方式的逐步演变。

曾国藩深受传统理学约束，讲求“诚”字，相信推己及人，甚至可以感化狡诈之徒；李鸿章则已不再笃信程朱理学，他更注重现实利益，身上带着一种与列强周旋的“痞子气”；而袁世凯则进一步走向的工具理性，那就是解决问题。

这种气质，很早便在他身上显现。年轻时，袁世凯在朝鲜处理复杂的军事与外交事务，在乱局中摸爬滚打，练就了极强的应变能力。此后，无论是在清末新政，还是在民初政局中，他都频频以“救火员”的角色出现。

袁世凯擅长解决问题，也习惯用利益驱动人。“只要你能干事儿，他就疯狂撒钱。”这种逻辑在当时的官僚体系中并不多见。袁世凯的改革方式，也颇具个人特色。

吕峥举例说，在推行改革时，他极善权谋。为了掩护立宪条陈，曾故意与幕僚张一麟当众争吵，反复推翻、修改建议书，直到方案无懈可击，才呈交慈禧；在天津，他甚至推动县级普选，派人挨家挨户动员投票。这种对行政效率的执着，在晚清官场几乎绝无仅有。

袁世凯的“高光时刻”，出现在南北议和期间。在他的斡旋下，政权交接得以在相对较小的流血代价中完成。这种“低烈度过渡”，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袁世凯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CFP

围绕袁世凯，主要存在三大争议。其一是戊戌政变。吕峥指出，研究表明，慈禧重新出山的直接原因，并非袁世凯告密，而是光绪接见伊藤博文触碰了太后的政治底线。即便没有袁世凯，政变也极可能发生。他的选择，更多是一种出于自保的政治本能。

其二是“二十一条”。袁世凯并非一味妥协，而是采取“拖”字诀：一边让外交官谈茶道、下围棋拖延时间，一边向国际社会释放信号，争取制衡；在执行层面，则通过行政手段让日本扩张野心难以真正落地——比如，谁敢把房子租给日本人，政府就没收房产。

至于最受诟病的称帝，则是他一生中最难洗脱的一笔。吕峥认为，当时共和制度在中国尚属“早产”，国家四分五裂，财政、军政难以统一；从社会舆论看，“当时确实有不少百姓觉得需要一个皇帝”。再加上英国驻华大使的某种“承诺”，袁世凯胆子就大了。

但正是在这一选择上，个人野心与深层文化结构发生了危险的共振，也由此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便皇权消失，秦制文化真的退出历史了吗？

谈大变局：中国有三个转折点

清朝的灭亡，标志着皇权的终结，却并未意味着秦制文化的消失。正如吕峥在分享中所强调的，“秦制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结构”。

在梳理中国历史时，吕峥提出三个关键转折点：一是从野蛮走向礼乐文明的“商周之变”，二是从分封制走向集权制的“周秦之变”，三是引入共和观念的“晚清之变”。

问题在于，第三次转折主要发生在制度层面，而社会与文化层面的转型却严重滞后。皇权虽倒，支撑秦制运转的许多底层逻辑却并未随之清除。

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浙江省博物馆古代文物/CFP

事实上，早在明末，思想界便已出现对这种现实的强烈反思。吕峥提到，黄宗羲与李贽，都是心学传统中的激进者。黄宗羲从制度层面反思秦制，在《明夷待访录》中系统批判君主专制；李贽则从文化与精神层面直接反叛，尤其针对“三纲五常”和道学权威发起挑战。

李贽反对僵化的礼仪秩序，主张思想与学问的自由，甚至认为讨论学问不应设限，可以带青楼女子一同听讲。吕峥评价说，李贽若生在今天，或许会对年轻人说一句话：“你想结婚、生子，就去做；你不想，就别做，不要委屈自己。”

黄宗羲与李贽所共同指向的，正是纲常文化与父权结构对个体的压制。这些思想在明末已极为超前，但并未真正改变历史走向。到了民国，这种文化惯性依然强大。

民国初年的持续动荡，正是制度移植过快、社会准备严重不足的体现。形式上确立了三权分立，但在现实运作中却频频失灵，国会政治充斥着金钱交易，议员在青楼里谈选票，制度逐渐沦为赤裸的利益工具。

这种政治失效，使许多知识分子陷入深度绝望。梁济便是典型一例。他亲眼目睹民国政治的腐败与文化的坍塌。某天清晨，他忽然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匆忙作答后出门上班，却未曾想到，那竟成了父亲的最后一问。

梁济随后自杀。在《伏卵集》中，他详细记录了民国政界的混乱与丑态：议员行贿、拉皮条、操纵选票，政治彻底失去公共性。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鲁迅最终走向“弃医从文”。他亲历辛亥革命，却发现革命并未触及最深层的问题——秦制文化的土壤依旧深厚。于是，他选择文学，试图从精神与文化层面，清理长期滋养专制的根基。当然，这是后话了。

备注：《走出秦制》一书是吕峥教授在原有研究基础上，补充了新材料后的全新版本。其核心观点此前曾分别以《中国误会了袁世凯》《晚清之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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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北塱

编辑：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