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那年拿起笔不是为了写文章，是要挡子弹的。

东北丢了那会儿，傅斯年眼睛里全是血。

他不是军人，也不拿枪，但他知道，日本人不是只想抢地盘，他们是真要从根上把“中国”这两个字给掏空。

他看得明白：日本人不是拿刺刀抢地，而是拿文章、拿史书、拿讲台来下手。

人家那边早就有一整套说法，说东北不是中国的，西藏、蒙古也不是，连“中国”这概念本身都没个准数。

最早出这套话的，是个叫矢野仁一的日本学者，名头不大，但说话不轻。

他一口气写了好几篇文章，句句都扎心：说中国根本没边界，古代也没“国家”这回事，倒是日本人看得清、搞得明。

他还扯出《尚书》来，说中国人自称“奄有四海”，听着像是统治世界，其实是没边没沿，没个规矩。

说到底，他就一句话：中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东北、满洲不是中国的地。

这话在日本军政圈里传得飞快，后来连首相田中都拿这说法写进了政策文件里。

傅斯年当时在北平，正主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听到这些话，他没发火，也没骂人，就说了一句：“书生也能报国。”说完就干活，组织了一帮人，搞起了《东北通史》。

他要拿史料、拿证据，把日本人那套说法一条一条拆了。

他亲自写《古代的东北》那一卷，从渤海时代讲起，辽东、黑水、白山，翻箱倒柜找证据，用的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碑刻、档案。

他不是写书，是打仗。

那书写出来不仅在国内印，还翻成英文，印了两千本，送去日内瓦，塞到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桌上。

书里一句话讲得明白：“东北是中国的，就像江苏、福建是中国的。”这不是文学修辞，是板上钉钉。

但不是所有人都站在他这边。

国内也有不服气的。

缪凤林，学衡派的大人物，看了傅斯年那卷书，直接说：“这书有史以来最多错。”他一句句挑毛病，说傅斯年不懂金石、不通句读，连基本的史料都看不全。

这批评不光是学术争论，傅斯年听了之后，气到说：“我要让他从中大滚出去。”两人闹得不可开交，连陈垣都得当中劝架。

话说回来，傅斯年写这书是为了救国，不是为了争学术高下。

但缪凤林也不是存心捣乱，他的意思也很直白：中国要真想在史学上赢日本，不是靠一股热血，而是得真下功夫。

他说，日本人对白山黑水的研究，二十年前就做完了，咱们现在着急忙慌写出来，还不如人家旧书靠谱。

这话不好听，但不是没道理。

傅斯年知道这一点，他写完《东北通史》后，没停下，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他不再只讲东北了，他要讲整个中国。

他说，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人心里就认定了“大一统”这回事。

语言、文字、文化、伦理，都是一家的。

你要说中国是多个民族拼起来的，他不认；你要说中国是联邦制的，他也不认。

他要的是一个完整的中国。

顾颉刚也跟上了。

他以前是疑古派的头，说什么黄帝、尧舜都是编的，古代中国不是一统的。

但那时候他改口了，和史念海一起编了《中国疆域沿革史》，开篇就说：“汉族住中原，周围都是异类，先人拼了命才保住了这块地。”他不再讲古人怎么编故事了，而是开始讲疆域怎么一步步打下来的。

抗战爆发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争论又起了一波。

傅斯年、顾颉刚、白寿彝这帮史学家站一边，他们说不能分民族，不能讲“十八省是中国本部”，也不能说“少数民族”是附属。

这不是学术，是战场。

他们担心，说多了民族，反而让人钻了空子，说这不是一国之内。

但有人不同意。

吴文藻、费孝通，他们是做人类学、社会学的，做过田野调查，见过各地的风貌。

他们说，中国真的是多民族的，你不能因为政治需要就把人家民族身份给抹掉。

费孝通写了一篇文章，说：“除了汉族，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文化和认同。”话一出，傅斯年就炸了。

他写信给教育部，说这种观点“刺激分裂意识”，要取缔。

结果是，吴文藻主持的民族学会被关了，云南大学的人类学讲座也停了。

吴文藻只好离开昆明，后来到了重庆，进了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研究边疆民族事务。

几十年后，费孝通回忆起这段事，说他能理解傅斯年他们当时的动机，国家真的是处于危险边缘。

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能因为怕分裂，就假装没有差异。

傅斯年后来在台湾病逝，年纪不大。

他当年写的那几本书，现在还在图书馆里放着。

那本《古代之东北》，纸已经有点泛黄，但边角还硬挺着。

旁边是缪凤林的批评稿，一页页贴着红笔圈注。

他们两个，一个写书，一个骂书，结果都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