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早年故事（六）

——为辅仁投入巨资却戴“荆棘之冠”

来源:辅仁大学数字图书馆

北平辅仁大学的确是圣文森总会院的庞大重担。 姑且不论40万美元的债务，光是在1925-1933年这段期间，圣文森投入北平辅仁的总营运金额，就已高达150万美元之巨。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连带造成北平辅仁的基金大幅贬值，导致美国本笃会的财务陷入严重危机。

1930年6月，甫上任的柯区院长亲往罗马寻求解决之道。 他陆续拜会了教宗及数字枢机主教，具体说明北平辅仁大学所遭遇的财务困难。 尽管柯区院长获得了许多精神上的鼓励跟支持，但是却没有太多实质的帮助。

财务严重困窘的问题一直持续到1932年，由于美元在经济大萧条之后持续性大幅贬值，辅仁的开销又与日俱增，两年前接替已故的司泰来院长继任辅仁大学的监督高福德（Francis X. Clougherty， SVD， 1895-1980）写信给美国加西尼联会，急切地请求财务支持。

加西尼联会的总会长告诉圣文森的柯区院长，他真的束手无策，「 除了说没有钱之外」，其他是一筹莫展。 辅仁大学每年最基本的开销就要75,000美元，整个美国加西尼联会能够募到的款项都不足以支应这笔固定费用;而总会院内持续反对支持中国任务的多数声音，也使以贷款方式来解决辅仁的财务问题变得不可行。

柯区院长两年前亲赴罗马寻求教廷协助时，传信部的枢机主教告诉他，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将会是整个本笃会的一大污点; 他自己也知道，如果真的失败了，对教廷来说将会是莫大的耻辱。

然而，他与整个教会团体却还是不幸地陷入了困境。 北平辅仁大学的财务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那笔纽约花旗银行的债务清偿责任也陷入僵局。 为此承受莫大压力并焦头烂额的他曾经抱怨说：「 我对这笔钱的问题简直嫌恶透了，但是因为他（司泰来院长）的好名声，我不敢公开说任何事」。

他不满罗马方面只会不断施压却不提供更多的帮助，而美国这边，加西尼联会的其他教会团体当初虽然承诺要支持人力财力，但不论在实质上还是精神上，他们的援助都极为有限。 愤怒且孤立无援的柯区院长，在会议上对加西尼联会成员表达了他的失望。

不过，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同圣文森总会院，最终还是要独自面对中国北平的这个烫手山芋; 现在，他只能另寻解决之道。

1932年6月，有著圣言会背景的柯区院长在罗马与后来的圣言会总会长葛林德神父（Joseph Gren诶el, SVD, 1878-1951）会谈时，提出了由圣言会接办北平辅仁大学的建议。

柯区非常明白，此举无疑是宣告美国本笃会在中国任务的失败，然而走投无路的他，如今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同年10月他告知罗马，圣文森总会院与美国加西尼联会的能力已到达极限，他们再也无法负担北平辅仁这个重担，请教廷接管大学。

柯区院长稍后告诉美国加西尼联会的总会长说：以下是我个人对我们在中国情况的看法，简单来说：不可能继续下去。圣文森不可能独力做到的……我被迫再次通知罗马说我难以为继。如果他们要剥我的头皮，就让他们剥吧，我已经厌倦把这种让我受不了的事一直拖延下去。

罗马方面得知这个消息后相当震怒，认为美国本笃会分明是把北平辅仁大学这个难题丢回来。

时任校务长的奥图尔神父为了募款返回美国，随后又前往教廷寻求协助；当他抵达罗马时，才知道辅仁大学已经快要被「转手」给圣言会了。他随即发了一封电报，请美国加西尼联会的总会长火速前往罗马。总会长在出发前就知道这趟「审判之行」必定十分艰辛。

他的猜测没错，教宗严厉地指责本笃会是「没有纪律的教会团体（an Or诶er without or诶er）」，甚至连总会长的解释与委屈也不愿意听，而传信部更是不满地说，圣文森总会院要为纽约花旗银行的那笔25万美元贷款负全责。

最后，在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的建议下，教廷决定把北平辅仁大学移交给圣言会。1933年2月，罗马教廷提出正式邀请，圣言会接受了这项重担。

尽管本笃会圣文森总会院终于从这几年的泥沼当中解脱出来，然而，她头上的这顶「荆棘之冠」，一如柯区院长对罗马的枢机主教所言，却还是没有完全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