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沙俄政权内外动荡不安。在日俄战争的惨败后，沙俄不仅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国内局势也一度恶化。长时间的战乱让民众疲惫不堪，生活的重压使得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悄然孕育。

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沙俄内战正式开启。在这场动荡中，由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逐渐取得了上风，曾经支持过白俄的俄罗斯人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感到忧虑。与此同时，俄国社会爆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潮，许多白俄纷纷寻求逃亡的出路。

由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白俄对移民欧洲心存顾虑。经过深思熟虑后，许多人将中国作为了他们的避难所。中国与沙俄之间的长边界线使得他们进入中国变得相对容易，尤其是民国北洋政府当时的外交事务相对松散。白俄们能够轻松通过偷渡进入中国新疆、东北等地，这一选择显然比前往动荡不安的欧洲避难要来得简单。

白俄选择中国的原因还有很多。自清朝末年起，沙俄的势力便开始渗透中国东北等地，并在当地建立了一定的产业基础，这为新来的白俄提供了便利的安置条件。更重要的是，一些忠于沙俄的贵族也选择乘船逃往上海。由于当时欧美各国对于苏联的态度尚不明确，他们认为上海这个远东大都市可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加之民国政府对西方国家态度友好，上海成为了许多白俄的理想避难所。

随着苏联的建立，俄罗斯难民依然没有停歇，许多曾支持沙俄的民众对新政府的清算心生恐惧，纷纷逃向中国。特别是1920年代，来自各地的白俄难民人数超过了二十万，其中大部分聚集在东北、新疆和上海等地。这些难民在中国的生活状况并不如人意。由于沙俄的灭亡，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和外交保护，不再享有外国人特权。在艰难的逃亡中，许多人未能携带财富，这使得他们不得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

在中国东北，白俄难民中大多数是女性。因为在战争期间，成年男性大多被征召入伍，因此来到东北的白俄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中国的单身男性结婚，从而在这个陌生的土地上找到了栖息之地。尽管当时人们对外国人仍然有些排斥，这些白俄女性和她们与中国人通婚生子的后代逐渐融入了社会，成为普通的农户，与当地的居民共同生活。

与东北地区的情况不同，上海的白俄难民生活则更加复杂。没有资本和技术的普通白俄难民，在上海的生存变得极其艰难。男性难民只能靠体力劳动谋生，往往在码头等地方从事艰苦的工作。白俄女性则因缺乏其他生路，不得不前往风月场所谋生。而那些带着一定财富来到上海的白俄人，则利用这些资源在上海的租界内开设了面包店、酒吧、西餐馆等小本生意。

上海的白俄难民形成了独特的群体和文化氛围。由于他们是当时上海城中为数不多的白人，俄罗斯文化也在上海的市民中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比如，著名的上海菜肴——罗宋汤，就正是从白俄餐厅传入上海的。随着白俄难民的增加，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区，甚至一些黑帮组织开始掌控妓院等灰色地带的经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开始对这些白俄难民表示关注。由于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苏联提出只要白俄难民申请回国，他们将获得苏联公民身份，并且不会遭受追责。这一政策迅速得到了年轻一代白俄难民的响应，但年纪稍大的白俄依然心存顾虑，许多人不愿意回到苏联。然而，苏联在东北地区采取了强硬措施，通过军队调查，几乎所有白俄难民都被问及是否愿意回国。由于苏联的威压，很多人选择了回国。

然而，在上海，苏联的影响力较小，白俄们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独立性。即使在苏联政府发布回国号召后，上海的白俄难民依旧保持较低的回国意愿。为了促进回国，苏联通过进入白俄组织的教会，宣传苏联的政策，并以民族情结为纽带，向他们施加压力。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一些上海白俄难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选择回到苏联生活。

新中国成立时，留在中国的白俄难民已经不多，剩下的多为曾经沙俄时期的贵族，或与苏联政府存在直接利益冲突的资本家。更多的则是那些已经与中国人通婚、拥有新家庭的白俄人。即便如此，一些曾被苏联强行带回国的白俄，在苏联撤军后，通过各种手段返回了东北，重新与家人团聚。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许多曾经怀疑红色政权的沙俄贵族和白俄资本家也最终离开了中国。最后，留在中国的白俄难民，绝大多数是那些早年逃难来中国的普通民众。在1953年的民族调查中，他们正式获得了俄罗斯族的新身份，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许多俄罗斯族人士在中国各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如今，俄罗斯族在中国的总人口大约为两万人，尤其在东北一些地区，还有着浓厚的俄罗斯族风情的小镇。当地俄罗斯族人民的生活也日渐富足安定，这证明当年那些坚定留下的白俄难民，确实做出了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