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帝时期,三位以明字为字的凉州人名将脱颖而出,他们被称为凉州三明。这其中,张奂是敦煌郡渊泉人,父亲曾任汉阳太守。他从小便具备文学基础,曾任议郎一职。155年,他被任命为凉州安定属国的都尉。刚到任不久,南匈奴的左薁鞬台耆和且渠伯德联合叛汉,向美稷发起进攻,东羌也响应了匈奴的举动。面对如此庞大的敌军,张奂手下只有二百多兵力。虽然军官纷纷劝阻他敌强我弱,无法胜利,但张奂坚决不听,带领自己的部队奔向长城驻扎,召集附近的士兵,同时派人劝降东羌。东羌最终加入了张奂的阵营,一同发起反攻,薁鞬被打败,且渠伯德最终投降。为表示谢意,羌人送上了二十匹马和八枚金鐻,但张奂以豪气干云的姿态,毅然将这笔财物退还,并当众告诫羌人: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这一举动,体现了张奂廉洁自持的气节。曾有多位都尉因贪图财富而向羌人索要财物,惹得羌人怨声载道,而张奂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赢得了羌人的尊敬和顺从,威名远扬。 这种正直与廉洁的治理方式,远比单纯的军事行动更具震慑力。边疆的治理,尤其是羌人问题,既需要军事力量,也离不开官员的清廉与智慧。如果官员因贪财导致民众不满,叛乱的火种就会蔓延。然而,如果朝廷没有将选人权握在有能力、有操守的手中,边境地区的官员就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最终加剧外患。而与内地郡县的官员相比,边境官员的素养差异,可能会直接引发外患,甚至危及国家存亡。东汉末年,外部羌人叛乱的不断加剧,便与这一因素息息相关。边患的长期存在,也催生了地方化的军阀。凉州三明的出现,恰恰预示着这种军队地方化的趋势。 然而,选官的体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好的官员通常被留下来治理内地,欠缺素质的却被派往边疆,这使得边境问题愈发严重。在北方,鲜卑人檀石槐原本已归降,并且带领部族在塞内定居,但166年6月,鲜卑、南匈奴、乌桓再次联合叛乱,并邀东羌一同进攻。边境局势瞬时陷入动荡,尤其是陇山以东的羌人和西部地区的鲜卑人,更是给边疆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面对这一局面,张奂被任命为护匈奴中郎将,负责督导幽、并、凉三州的军事事务。他的到来让匈奴、乌桓闻风而降,总计降兵达二十万,但鲜卑的檀石槐依然拒绝投降,最终选择带兵出塞与汉朝决裂。从此,鲜卑人入塞的掠夺愈发严重,局势依旧严峻。 与此同时,段颎也是凉州的另一位名将,来自武威郡姑臧县。自幼善骑射的他,曾是游侠,行侠仗义,后来改变了这类冲动的习性,开始专注于书本,最终也成为了议郎。段颎的才干很快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当时,公孙举和东郭窦两大叛军聚集三万余人,进攻青、兗、徐三州,郡县连年讨伐,始终无法制服。于是,朝廷任命段颎为中郎将,率军讨伐这两股叛军,最终大败敌军,斩首万级,余下的敌军纷纷投降或散开。凭借这一战,段颎被封为列侯。此后,他被任命为护羌校尉,负责处理东汉中期的羌乱。 159年,多个羌部落再次叛乱,段颎率军出征,取得了显著的胜利。特别是在一次艰苦的追击战中,他忍辱负重,亲自带队追击敌军,昼夜不停,最终取得了大胜,令敌人四散逃亡。160年冬季,段颎再度出征,征讨先零、沈氐两大羌部的叛军。然而,在他进军途中,凉州刺史郭闳因私心阻碍了段颎的进军。由于长时间无法出征,段颎的军队士气大减,部分士兵因思乡而逃跑。最终,段颎被召回洛阳,入狱受审。不过,段颎的忠诚与功绩最终赢得了西州百姓的支持,在羌人叛乱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朝廷决定重新任命段颎为护羌校尉。段颎再次带兵出征,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终于平定了西羌的叛乱。总计斩首二万三千,俘虏数万人,成功恢复了边境的稳定。段颎凭借这一战绩,被封为都乡侯。 然而,即便段颎等将领竭尽全力抗击羌乱,朝廷依旧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161年,汉桓帝下令削减官员的薪水和诸侯王的租税,甚至出售官爵来弥补财政赤字。由于外部战争、宦官和地方官的腐败,以及豪强的不缴税款,朝廷不得不采取这些非常手段来维持收支平衡。这种状况,标志着东汉政权的逐步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