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江苏常熟人，翁心存之子，天资聪颖，早年便凭借出色的才学在咸丰六年中举，荣登一甲状元。自此，他步入仕途，历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作为天子门生，他的官职一路高升，从户部侍郎，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再到刑部、工部、户部尚书，以及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重职，他成为清朝著名的清流领袖。翁同龢的宦海生涯长达近五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如日中天，权倾朝野，享有宰相般的尊荣，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

翁家在江苏一带堪称世家大族，声誉赫赫，堪称名门世宦。他家族的辉煌，足以让人感叹门第高，才子多，更有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的辉煌事迹流传后世。然而，正如许多名门世家那样，翁家并非没有遭遇过风雨。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恩怨便是其中的痛苦一页。李鸿章因检举翁同龢的兄长、安徽巡抚翁同书，导致翁心存病重，最终郁郁而终。而翁同书则被发配边疆，三年后死于陕西花马池。这一连串的变故让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陷入敌对，终其一生，两人始终无法和解。

翁同龢担任户部尚书时，曾牢牢掌控国家的财政大权，长达十数年之久。尤其在李鸿章扩张北洋水师的计划上，翁同龢采取了极为严厉的财政压制措施，以至于有流传下来的一副对联调侃两人之间的矛盾：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中，合肥指的是李鸿章的家乡安徽合肥，常熟则是翁同龢的家乡江苏常熟，二者的瘦和荒则是对当时两位重臣治理下的民生困境的讽刺，暗指二人的争斗导致国家政务失序，百姓生活困苦。

尽管如此，翁同龢作为枢廷重臣和状元宰相，他的学生光绪皇帝曾因一件事表现出对他的怜惜。光绪帝小时候非常喜欢吃鸡蛋，每天至少要吃四个。然而，宫内的御膳房为这些简单的鸡蛋标出惊人的价格，一颗鸡蛋竟然要三十四两银子，折合现在的银子大约八九两一个，这对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以这种方式计算，光绪帝每年在鸡蛋上的花费竟然高达12410两白银！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清朝宫廷内务府的腐败现象，他们通过虚报价格和不正当手段，赚取大量国库资金。

在清朝，官员的薪俸由俸银和禄米两部分组成，这些俸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远远无法满足庞大家庭的日常开销的。以一品文官为例，其年俸白银大约180两，禄米180斛，折合现代人民币约三万多元。然而，这些收入却需要养活包括仆人、家人等在内的众多人员。禄米虽然可以换成银钱，但主要是用来解决食物问题，因此即使有外水或者地方官的孝敬，要保持清正廉洁的官员也常常面临收支不平的困境。

翁同龢深知这一点，也了解内务府的虚报与腐败。他知道，宫中的餐费夸大、账目造假、冒领银两的现象层出不穷。然而，身为帝师，他不能轻易得罪掌权的内务府官员，只能以极为委婉的语气推脱：回皇上，臣家中偶有祭祀大典，偶尔会用到这些东西，不敢妄言。光绪皇帝虽心生疑虑，却无法直言反驳。

光绪的高祖道光皇帝曾向潘世恩询问：宫外一颗鸡蛋卖多少钱？潘世恩虽学识渊博，但面对这个问题也只能模棱两可地回答：贵的七八十枚铜钱，便宜的大概八九枚铜钱吧。道光帝苦笑道：我吃的鸡蛋，竟要一千二百枚铜钱！这一幕也揭示了宫廷内务府的无所不包的贪腐。从鸡蛋到粽子，从米饭到糖果，内务府总能通过虚高价格从皇帝的消费中获取暴利。 内务府不仅在食物上设下陷阱，连皇帝的日常衣物也未能逃过他们的宰割。道光皇帝曾因为穿的裤子膝盖破了，命内务府修补，结果花费竟然三千两银子，比买一条新裤子还要贵。内务府的这一操作，不禁令人哭笑不得。 由此可见，内务府在背后如何通过虚报账目、低买高卖、冒领银两进行贪污，简直是触目惊心。清朝宫廷的财务状况早已成为了腐败的温床，年年花费数百万两白银已是常态。 这些故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清朝政府体系的腐化与无能。而翁同龢，作为那个时代的枢纽人物，尽管深知其中的腐败与不公，却依然无法直接干预，更多的只能是无奈的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