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期,拥有姓氏和氏族是一种极为尊贵的象征,尤其对于贵族阶层而言。这不仅代表着血统的纯正与传承的尊荣,还体现了一个家族在国家历史中的地位。嬴姓,作为一个古老且重要的姓氏,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时期的伯益。伯益,是一位才智出众、功勋卓著的人物,尤其在虞舜时期,他因擅长驯化野生鸟兽,将它们从野生状态转变为家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如此,虞舜不仅将本族的美女嫁给了伯益,还赐予了他嬴这个姓氏。随后,大禹治水时,伯益再次立下赫赫战功,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然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嬴姓的源头并非伯益,而是源自皋陶。皋陶同样是虞舜时代的重要人物,而伯益则被认为是皋陶的后代。由于时光久远,至今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但可以推测,嬴姓极有可能同时源自皋陶和伯益两位人物。无论如何,这两人都是东夷集团少昊后裔中的重要部落首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不可忽视。 大禹治水后,他将自己的继承人之位授予了伯益。然而,随之而来的权力斗争却让嬴姓家族陷入了困境。大禹的儿子启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最终夺取了政权,开创了夏朝,开始了家族传承的统治。这使得嬴姓一脉的伯益后代在整个夏朝时期一直处于压制状态。直到夏朝末年,商汤起义讨伐夏桀,嬴姓家族全力支持商汤推翻暴政,立下了重要功勋。随着商汤建立商朝,伯益后代的地位和实力迅速攀升,逐渐恢复了往日的荣光。 然而,商朝的统治并没有长久。商纣王的昏庸和暴政使得周朝的兴起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周文王和周武王联合起来推翻了商朝,嬴姓家族再次陷入低谷。商朝的终结标志着伯益家族的一个新低点。尽管如此,伯益后代中的一些人物,像蜚廉和恶来,虽为商朝忠臣,却也未能逃脱时代的变迁,他们为殷商殉国。幸运的是,蜚廉的小儿子季胜早早归顺了周朝,使得嬴姓的分支在周朝的命运相对较为宽裕,而恶来的后代,正宗的嬴姓家族,却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境地。 直到周穆王在位时,季胜的后代造父(即伯益的十五世孙)终于迎来了转机。造父因驾车西巡,千里救主,协助周穆王平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周穆王大为赞赏,特地封造父于赵城。从此,造父的后代便以赵氏为姓,成为嬴姓的另一重要分支。
在周朝时期,姓氏不仅代表血脉的延续,还体现了社会地位的高低。只有地位显赫的人才有资格拥有氏。而造父能够获得赵这一氏,绝非寻常。这一封赐,不仅仅是对其功绩的认可,更象征着嬴姓赵氏的荣耀与尊贵。 此时,恶来后代的另一支也迎来了自己的机遇。周孝王时期,居住在西部犬戎地区的恶来后代,诞生了一位名叫非子的杰出人物。非子擅长养马,周孝王得知后,便任命非子专责为周朝提供战马。在非子的精心管理下,周朝的战马日渐强壮,数量不断增加,极大地提升了周王朝的军力。 周孝王十分欣赏非子的才能,决定封他为继承大骆家族的继承人。然而,非子并非大骆家族的嫡长子,因此继承家族的权利并不明朗。大骆家族的嫡长子,嬴成,也对这个决定心生不满。嬴成的外公申侯,以西戎的安定为筹码,威胁周孝王,如果不让嬴成继承家族,申国便不再出兵与西戎作战,甚至可能影响到周朝的安全。面对这一压力,周孝王不得不忍让,未将大骆家族的继承权授予非子。 尽管如此,周孝王并未亏待非子。作为对非子贡献的认可,周孝王公开宣称:伯益曾为虞舜驯养家禽,得以封土,今天他的后代为我养马,我亦必定赐予他一块土地。于是,周孝王特地封非子于秦地,称其为秦赢,成为周朝的附庸。虽然秦地的面积并不大,只有不到五十里的范围,但对非子来说,已是无上的荣耀。 这一封赐不仅仅是对非子个人的奖励,也象征着嬴姓在周朝中的重要性。周孝王更是指定非子继承嬴姓的祭祀,明确表示非子一脉才是嬴姓的正宗。而继承大骆家族的嬴成,则被排除在外。对于非子来说,这无疑是对他家族正统性的一次大力加冕。然而,秦地的封号却并非独立政权,秦非子仅仅是周朝的附庸。这使得秦国的起点相当低,尽管拥有一片自己的土地,但秦国的起步并不算高。周朝的制度严谨,封地的大小决定了一个家族的地位:公爵、侯爵的封地可以纵横百里,而伯爵的封地七十里,子爵、男爵的封地则不超过五十里。秦国的封地则处在附庸的低端,缺乏独立的外交权和更多的自主权。即便是楚国,也仅仅是周朝的子爵,秦国的起点显得尤为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