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秦国该不该出兵伐蜀？司马错和张仪展开辩论，胜负难分
大家好，我是你的读者。今天，我们将一起穿越时光，回到战国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在这一年，《资治通鉴》记录了两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秦国伐蜀和燕国政变。它们不仅在当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人的思想观念。我们首先从秦国伐蜀这一事件谈起。
秦国伐蜀的历史背景，首先要提到的是文字的微妙变化和地名的演变。我们知道，《资治通鉴》的这一部分记录来源于《史记·张仪列传》，但是在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特别是苴蜀相攻击这一表述，《资治通鉴》将苴字改为了巴，这引发了历史学者的热议。在战国时期，巴蜀地区被视作边远的蛮族地带，缺乏成熟的文字体系，因此地名常常是通过音近字替代，形成了苴和蜀的搭配。而这种用字的选择，很可能带有当时文化的偏见：蛮族地区的地名往往带有较为粗俗甚至有点怪异的字形。例如，字形带虫字旁或犬字旁，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清朝，甚至影响了欧洲列强对其他国家名称的命名。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苴和蜀的表述逐渐被人们遗忘，巴成为了更为主流的写法。巴这个字本身也有象形含义，它模仿蛇的形状，再加上巴蛇食象的民间传说，给巴地增添了神秘与凶险的色彩，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巴蜀印象。也许正是这种与蛇相关的联想，使得巴地的历史和文化更加复杂而深刻。 时光再次推移，我们回到了周慎靓王五年，正值巴蜀相攻击的时期。通过这一短短的表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巴蜀两地在当时的复杂关系。今天的地理位置，大约可以对应重庆和成都这两个城市。实际上，巴蜀之间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华阳国志》中就有巴蜀世战争的记载，这样的敌对关系几乎代代相传。时至今日，重庆人和成都人之间那种微妙的竞争与情感，依然让人感到耐人寻味。 要真正理解巴蜀相攻击的背后原因，我们必须回顾更远的历史。根据胡三省的注释，蜀王将自己的亲兄弟葭萌封于汉中，称为直侯。葭萌与巴王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然而当巴蜀两国关系恶化时，蜀王愤怒于自己亲兄弟的背叛，决定先发制人。结果，直侯实力不及哥哥，最终逃往巴国求援。为了保护直侯，巴国向秦国求援，而蜀国也不甘示弱，亦向秦国请求支援。于是，巴蜀之间的纷争愈演愈烈，直接引发了秦国的介入。此时，秦国的领导者——秦惠文王，面临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决策：是选择插手这场纷争，还是置身事外？然而，在秦国尚未作出决定之际，韩国意外地对秦国发起了挑战，这使得秦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是继续与韩国对抗，还是在巴蜀两国中选择一方支持？就在这时，张仪与司马错两位智者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战略方案。张仪认为，秦国应当先伐韩，拉拢魏楚，突破韩国的三川、新城和宜阳，展示出对二周的威慑力量。他的观点强调，挟天子以令于天下是秦国的国策，通过震慑二周，秦国能够获得更大的战略优势，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张仪将这一战略的焦点放在了朝廷和市场的争夺上，认为这才能让秦国真正迈向帝王之路。 然而，司马错则提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伐蜀才是更为迫切和实际的选择，因为巴蜀地势险要，而蜀道难通，掌控这一地区对于秦国未来的崛起至关重要。司马错的战略更加注重直接的军事利益，他认为通过击败巴蜀，秦国能够在战国格局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 这场关于伐韩还是伐蜀的激烈辩论，使得秦国的战略选择变得扑朔迷离。张仪与司马错的论战，反映了当时国家战略决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最终，秦国选择了伐蜀，这一决策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人们开始质疑，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战略是否真正符合秦国的长远利益，是否真能帮助秦国实现统一大业。 这场关于战略的争论，至今仍让历史学者争论不休。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战略究竟是否高明？它是否真正适应了秦国的实际情况，是否能帮助秦国赢得最终的胜利，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通过深入分析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人们的思考方式，也能更深入地感受到那些复杂的政治博弈背后的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