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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宕古穆 各含殊彩

邾国秦诏文陶量

︱胡新立︱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国后，即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史记》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三辅旧事》云：“铸金狄人，立阿房殿前，坐高三丈，铭其后曰：‘皇帝廿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铭李斯篆，蒙恬书。”秦量诏书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秦在全国制发了刻有诏文的度量衡标准器，结束了战国时期各国量器不一的混乱局面。度量衡制度的颁行，是皇帝威权与国家意志的重要体现，对秦王朝的建立及统一意义重大，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础。

目前国内发现的秦铜质、陶质诏文量器数量极少，原因一是秦王朝时间短暂，短短十五年，如光影乍现，遗存难寻；二是秦王朝灭亡后，虽“汉承秦制”，但刻有秦诏文的量具，多弃置不用。据统计，国内收藏铜质诏文量具有十一件，陶诏文完整量具仅存五件。其中四件出土于山东邹城的邾国故城。这四件秦诏文陶量制作精细，保存完整，诏文清晰，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是极为珍稀的秦代文物，值得研究。

王献唐秦诏量题跋

一、邾国秦诏文陶量的发现与收藏

最早收集秦诏陶量残片的是陈介祺。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十二月，陈介祺收集到一件诏文陶片，当时不知为何物，他在致王懿荣的信中写道：“近得一秦诏残瓦，至佳。人皆不解何以刻诏于瓦，蒙窃谓此宫必李斯所作，故刻诏宫上之瓦，以记并兼之盛者。”开始误认为是秦宫建筑之瓦，后来很快认识到这是秦量上的诏文，每得一件，喜悦溢于言表，在致王懿荣、吴大澂等的信中说道：“残字直与《泰山》《瑯琊》刻石并为瑰宝……此真千古未有之奇，黄金不足比重，海上神光，从吾簠斋片瓦上气如虹见矣！”陈介祺至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收集到秦诏量残片二十余片，分别拓赠吴大澂、王懿荣等人，平生共收得三十余片，以为至宝。王献唐在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即开始对陈簠斋收藏的秦诏量拓片并尽心收藏、著录。他先后三次到陈氏家中，为山东省立图书馆购藏大量陶文拓本。他在《秦始皇诏瓦量残字》中写道：“秦瓦量残片拓本三十三纸，陈簠斋先生旧藏也。疏宕古穆，各含殊彩，雅在秦权诏版之上。刻者即李斯，真笔原刻初拓也。”“以前金石学家所未见，文字精绝，每行二字，每四行作一阳文范，合十范而成全文，每范四周必见方郭，观此量亦阳范，故印成阴文。此字之范即雕 版 之滥 觞，实是 聚 珍版 之始，知古代刻字之术发明甚早。”王献唐收集的秦量诏文拓本，内有多幅自题跋和抄录陈介祺题跋文字，此册赠刘允忱，刘转赠于右任、屈武先生，今存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民国时期，周季木收藏有大量秦诏量残片，据《新编季木藏陶》统计，共有八十余件，每件均钤印清晰，拓片墨色匀称，字口爽利，可谓精品。大多拓片一侧钤有“季木藏陶”长方形印章，其中有一残片左侧刻有“壬申正月老友□申之赠我秦瓦量三残片”。另据1943年《季木藏陶》孙洵跋：“（周季木）既收陈（介祺）、丁（辅之）二家之精品，复益以新发现者，前后亦得四千余种……又得秦诏瓦量，自三字至十字者六十片……今古藏家所藏秦瓦量无有逾之者。”所有藏品在周季木去世后，于1946年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邾国故城遗址相继出土了四件完整的秦诏文陶量，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山东博物馆。其形制、诏文内容完全一致，均制作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四十字诏文，分为十组小篆阳文，钤印在陶量上部，字迹清晰，边框整齐。在陶量的底部和口沿，钤有“驺”字戳记，更可证明是当地所出。诏文内容完整，与文献和出土诏文一致，是研究秦代历史、书法的重要资料。邾国秦诏文陶量的发现，丰富了秦统一文字的历史资料，彰显了秦帝国恢宏的统一愿景，确证了汉字历史上重大的改革举措，对炳耀悠久的中华文明史，意义深远。

《季木藏陶》收藏的秦诏量残片

二、秦量及诏文的制作

邾国陶量秦诏文由四十个字组成，四字一组，共十组，依序钤印。每组印文为阳文，钤印在陶量上即成阴文。陶量上的每组文字，周边均有按压的凹痕，可清晰地看出每组印痕的尺寸，每组纵3.3厘米、横3厘米，每字纵1.4厘米、横1厘米。每字依笔画多寡，字径稍有出入。观察秦代篆字，总体字形稍显纵长，每字篆文均法度森严，结体严谨，笔画婉转，是典型的秦小篆。

历代收藏和考古发现的秦代诏文量具，多为金属，其上文字多不规范严整，由于出自不同工匠之手，难得统一。唯一可与诏文书法比肩者，只有出土的秦阳陵杜虎符，可资对照。

邾国秦诏文量具系遗址出土，未有剥蚀，为邾国官方监督定制，制作工整，器壁厚薄均匀，快轮加工泥痕清晰，火候独到。钤印的字痕锋利如初，有的字口还有挤压湿泥时溢出的轻微印痕，足以证明当时在泥坯潮湿时钤印，待泥坯完全阴干后，方入窑火烧成器。邾国遗址的秦诏文陶量，均为陶器制作之精品。

究其钤印诏文的玺印质地，绝非陶印，必为铜质刻凿，每组四字，且字字精美。其篆文镌刻线条硬直，刀锋犀利，劲健流畅，疏密有致，自然天成，是秦代技艺高超的工匠创造的精美杰作、至臻完美的玺印珍品，对研究古代篆刻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秦) 诏量拓片

三、秦诏文量的容积

战国、秦汉时期的度量衡，容积标准大致是相近而稳定的，差异和变化不大。由于齐国经济强盛，在度量衡方面影响到东方各国和强秦。统一前，秦代的量制就采用了田齐量制，统一后，秦在邾国设立制作中心，依齐国量制为标准，制作量具。汉承秦制，其度量衡制度也承袭秦代，相差很小，而选择在邾国制作量具的原因，是邾国从战国时期起，制陶业比较发达，产量高且制作精美，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与各国贸易往来比较频繁。

陈梦家研究分析，战国和秦汉的量制大致以两百毫升左右为一升，十升为一斗。战国秦的量制同于齐人所作的《考工记》，商鞅所定量制也采用了田齐的量制。如商鞅方升铭曰：“（秦孝公）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其容积约为202.15毫升，为当时1升的标准量器。方升的底部加刻了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了秦统一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量制标准，统一 全国度 量衡。传 世陈氏三 量的升 值约为204.6—207.0毫升，与秦量相近而略大，陈氏三量作于公元前314年左右，虽稍晚于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而实代表《左传》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所述的陈氏家量。

秦诏文局部拓片

邾国故城发现的秦诏陶量，是斗量的标准器

也采用了田齐量制。发现的四件秦诏文量的容积

分别是970毫升、990毫升、1000毫升的半斗量，

2000毫升的一斗量

证明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文颁布的斗量标准，与田齐量制完

全一致，秦统一前的量制，已经采用了田齐的量制标准

四、秦诏文的文字及内容

首先，出土的秦诏文可以纠正文献中的错字。如“状”字，即丞相隗状的名字。《史记·秦始皇本纪》则作“丞相隗林”。在隋代已被人们发现有误。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记述：“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秤）权，旁有铜涂镌铭……今在官库，其‘丞相状’字，乃为状貌之状，爿旁作犬，则知俗作‘隗林’非也，当为‘隗状’耳。”古人以出土秦权诏文，辩证文字，可谓先例。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也记载了这条内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的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文陶量及残片，数量较多，其“状”字清晰完整，钤刻精细，更可印证《史记》“林”字之误，“状”字之确也。

其次，诏文的书体承袭了两周金文遗风。小篆是秦统一后，为实现“书同文”而颁布的统一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是也。”随着岁月的流逝，上述三篇规范的小篆样本早已云消雾散，秦虽有七块刻石，只有《泰山》《琅琊》残石存世，又斑驳残损，且有争议。《峄山》虽全，终是后世摹刻，只有邾国秦量诏文，才能一展小篆真容，尽显其书风神采。

诏文的小篆书体端庄严谨，笔画粗细均匀、婉转流畅，字形略显纵长，结构严谨质朴，两周金文的影响显而易见。有的字均衡对称，如“壹”“皇帝”“量”“不”“天”“立”等；有的字是假借字，如“嫌”字，写成“歉”，读音有异；还有的字保留古代籀文的写法，如“则”字之“贝”就写成“鼎”字。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就收了一些小篆的异体字，说明在秦代诏文小篆里，“则”字的这两种写法仍然存在。虽然小篆里还有异体存在，但是，秦王朝用经过整理的篆文，统一了全国文字，基本消灭了各地“文字异形”的现象，使古文字异体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在汉字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再者，需要讨论的是有关诏文中“皇帝”二字的磨损问题。从已知四件邾国出土的完整的秦诏文陶量及拓本文献分析，三件秦量完整的诏文中有两处“皇帝”文字被磨去（即“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和“立号为皇帝”）。这三件均为半斗量，容积为1000毫升，是使用最多的计量用具。只有一件斗量（容积20 0 0毫升）其诏文完整且字形清晰，字口爽利，40个字完整无缺，现收藏于山东博物馆。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磨字看法不同，或因多数人没有见到诏文拓本和实物，以致疑窦重重，不利于秦量诏文的研究。其说法大致有三：

一是“这‘皇帝’二字是以印模打印到陶量壁上以后，在烧制之前才被铲掉的”。简称“烧前磨去说”。

二是“传世残量，凡无磨灭及重刻形迹，当为秦代所造；其无‘皇帝’字样者，盖在秦亡楚汉相争之际。彼时子婴被杀，天下无皇帝，故造量者仍以旧印钤之，将此二字磨灭”。简称“烧后磨去说”。

三是“在秦始皇陶诏量铭文中空阙‘皇帝’二字，应该是胡亥继位后针对始皇铭文，所采取行动的一部分。胡亥的真实目的，是要昭告世人他才是当下的真龙天子，他才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皇帝’。对陶量上的铭文，不像铜质量器那样刻上二世的诏书，可陶量制作量大，不易操作；而且瓦器易碎，需要不断制作新品，于是让主管陶量制作的官员，就采取了一个临时性的变通办法，这就是铲掉原来印模上的‘皇帝’二字，以清除先皇帝的遮挡”。简称“烧后、二世时磨损说”。

三种看法，虽各有道理，但仔细观看原拓及实物中磨损“皇帝”二字的地方，是在陶量烧成后，再把“皇帝”二字磨损掉的，王献唐“烧后磨损说”是有道理的。另外，仔细观察山东博物馆的两件秦量，有常年使用的痕迹，口沿有多处碰撞的斑驳缺痕，内外壁光滑平直。由此可以断定当年使用陶量的农民，在收获季节向官府缴纳粮食的时候，是离不开量具的。至于磨去“皇帝”二字的时间，也未必就是在二世时期。从秦统一到二世亡，只有十五年，陶制的量具可使用多年，并且斗量和半斗量的标准已被农民熟练掌握，在汉初仍然沿用，何况购置陶量也需费用。没有新的法令出台，农民是不会轻易弃置不用的。至于磨损，有可能在秦灭亡以后，西汉之初，量上的“皇帝”二字成了前朝的标记，“暴秦”的影响遍及全国各地，磨去“皇帝”二字是对大秦王朝的否定，但是磨去后的量具照样使用，何况诏文中还有“黔首大安”“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的文字，有官署文字的量具，还有官家的影响力，不妨碍汉初的农民继续使用。

(战国) 商鞅铜升

五、秦量诏文的书法艺术

秦量四十字的诏文，是典型的秦代小篆。如此真实、规范，又是出土的考古实物，其史料价值无与伦比，书法艺术绝妙，可谓秦小篆文字的绝唱。无怪乎陈介祺得到秦量诏文后，欣喜若狂，感慨万千：“此真千古未有之奇，黄金不足比重，海上神光，从吾簠斋片瓦上气如虹见矣！”王献唐评价：“疏宕古穆，各含殊彩，雅在秦权诏版之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的秦量诏文大多是刻款，虽为小篆字形，却因镌刻工艺、技法所限，文字不规范，书风差异较大，无法与邾国秦量诏文相比，后者可谓灼然玉举，与众不同。

秦小篆相传是李斯所书，其目的是让秦王朝实现“书同文”，在两周金文及石鼓籀文的基础上，取其精华，规范求新，创立了小篆的标准字体。后世对其文字、书法赞颂有加。如张怀瓘《书断》云：“李君创法，神虑精微，铁为肢体，蛟作骖鲱，江海淼漫，山岳巍巍，长风万里，鸾凤于飞。”窦臮《述书赋》曰：“斯之法也，驰妙思而变古，立后学之宗祖，如残雪滴溜，映朱槛而垂冰，蔓木含芳，贯绿林以直绳。”对小篆的书法艺术深加赞扬。

细审诏文篆书书法，个个珠玑，字字精彩，在结体上凸显了小篆特点。其字形修长，左右对称，上疏下密，中宫收紧，重心上移，稳重扎实。行笔若行云流水，婉转流畅，笔画起收藏头护尾，直者如玉箸、弯者似银钩，匀细得当，呈现简约、雄秀之美。虽小篆在中国书法史上如一道光影划过，很快被汉隶取代，但是篆书的影响一直留存后世，两千多年来，碑额题字、墓志盖文、篆刻治印，不用篆书不足以彰显其庄重，可见篆书魅力之大，影响之深，早已深入人心。

(先秦) 传拓商尊铭文四种之一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藏

作者为山东省邹城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