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从皇帝不能认爹，看宋朝士大夫的生存状态
公元1063年，宋朝的第四任皇帝仁宗赵受益（赵祯）去世，因其无子嗣，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与商议，最终将皇位传给了仁宗的堂侄赵宗实（赵曙），即宋英宗。虽然赵宗实继位，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新问题便是：他应该如何称呼自己的父亲赵允让？
有一句俗话调侃道，儿子结婚后就忘了娘，那么，作为皇帝的赵宗实是否也会在登基之后忘记自己亲生的父亲呢？显然，赵宗实并非不仁不孝，而是受到当时儒家宗法制度的深刻影响。在当时的宗法制度下，赵宗实被视为小宗，因为虽然他的曾祖父是宋太宗赵光义，但他的祖父商王赵元份以及父亲濮王赵允让的身份仅限于王公，而仁宗赵受益的父亲是真宗赵恒，祖父为太宗赵光义，地位显然更高，属于大宗。 这看似是个细小的问题，却在士大夫阶层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派支持赵宗实认父的立场，代表人物包括宰相韩琦和副宰相欧阳修；而另一派则坚持认为赵宗实应称父亲赵允让为伯父，这一立场由司马光和御史中丞贾黯等人主张。争论的焦点不仅仅在于称谓，更涉及到国家的未来与安危，甚至有些人认为这一问题直接关乎国家的根本。 随着讨论的愈演愈烈，双方的指责不断升级，言辞越来越尖锐。互相指控后，争执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最终，各方开始采取精神胜利法，各自将对方贴上小人的标签，而自认为是君子。在这种局面下，所谓的君子标签实际上成了各派系互相标榜的工具，反映出一种表面上的高洁与忠诚，而实际上却充满了权谋与互相斗争。每个君子都有自己一套标准，他们的正直、忠诚、骨气等特质，在党派之间的角逐中也成为了最能争取支持的资本。 最终，由于司马光一派拥有更多的支持者和更为高明的手段，他们占据了上风，要求皇帝立即处决韩琦和欧阳修，以平息这场风波。然而，赵宗实并未顺从他们的要求，反而坚持称父亲赵允让为亲生父亲。这一立场激怒了司马光一派，纷纷要求辞去职务，甚至逼迫英宗皇帝做出让步。 这场史称濮议的风波，几乎成为北宋历史上最为轰动的事件之一，甚至可以说，这一事件的震动超过了国土的丧失。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窥见宋朝士大夫的几大特性：一是儒家思想的刻板与僵化，连亲子关系也要受到宗法的规制；二是士大夫之间善于互相攻击，往往通过人类的君子-小人二分法来划分对错，充满了辞藻，却缺乏实际的智慧；三是士大夫们看似关心国家大事，实则忙于内斗，把本应是微不足道的称谓问题，升格为关乎国家生死的大事。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的士大夫群体显得尤为平庸。他们表面上赞美皇帝和朝廷，实际上却空有一身虚弱之势，遇到重大事件时往往束手无策。这与宋朝的建国精神有着密切关系，士大夫的精神面貌与建国的理念相伴随，形成了这种困境。宋朝初期，赵匡胤对权力极为警觉，为防止手下效仿自己称帝的道路，他特别注重对大臣权力的制约，规定大臣不能长期拥有实权。于是，宋朝政府的权力便分散到了宰相、枢密院以及三司使司等多个机构手中。而地方官员则多由临时任命或代理，称为知州事，主要职责是执行中央命令。 在军队方面，宋朝实行禁军和厢军两种制度。禁军主要负责防卫国土，由精壮青年组成，而厢军则负责地方治安，但大多由老弱病残组成。由于禁军的指挥由文官担任，战时的统帅往往是文人或宦官，鲜有武将担任。战争结束后，指挥官即卸甲归田，士兵也回到驻地，这种松散的军队结构导致了将领与士兵之间的关系疏远，军事素质也大打折扣。 总结来看，尽管宋朝政府官员在其位，难谋其政，军队战力堪忧，然而文人在政府中却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因如此，宋朝被誉为士大夫的乐园。这种独特的体制使得士大夫们得以安逸度日，然而，即便如此，皇帝依然对他们心生戒备，为了制衡士大夫的权力，设立了御史台和谏院两个监察机构。这两个机构虽功能相似，但彼此之间相互牵制，避免被单一势力所操控。通过这种制度，士大夫们既能相互批评，又能保全自身利益，实现了微妙的平衡。 宋朝士大夫的处境可谓既有得意，又有失落。他们享有较大的言论自由，却也未能警觉到国家潜在的危机。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推动下，宋朝的士大夫们仍沉浸在这种安逸的环境中，仿佛是一只陶醉在温水中的青蛙，直到危机来临时，已为时过晚。